【哲学与现实】前现代性——每个共产主义者都必须严肃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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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者如何应对前现代性：理论分析与实践策略
摘要： 本文探讨了共产主义者在当前时代背景下如何认识和应对前现代性。文章首先界定了前现代性与现代性的哲学内涵，强调了从前现代到现代的转变是一个自然且必要的意识发展过程。在此基础上，文章区分了维护基本生存所需的“自然的”前现代性与由现代力量刻意制造或利用的“反动的”前现代性。通过对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和全球资本主义运作机制的案例分析，本文指出刻意利用前现代元素进行压迫和剥削的现象是当前时代的主要矛盾之一，可称之为一种“后现代的邪恶”。最后，文章提出了共产主义者应对不同形式前现代性的基本策略：对于自然的、维护生存的前现代性应予以保护和引导其向现代化发展；而对于反动的、刻意制造的前现代性，则必须进行坚决的反击和消灭。
关键词： 前现代性；现代性；共产主义；反动；生存权；资本主义；犹太复国主义
引言
在当前复杂的全球格局下，各种社会形态、意识模式和历史阶段交织并存，其中前现代性的残余与现代性、乃至所谓的后现代现象构成了复杂的互动关系。对于致力于推动人类解放事业的共产主义者而言，如何深刻认识并有效应对前现代性问题，特别是与大量前现代性人口相关的社会现实，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理论与实践课题。本文旨在基于对前现代性、现代性及其相互作用机制的哲学分析，探讨共产主义者在面对这一问题时应采取的基本原则和策略。
一、 前现代性与现代性的哲学界定
要探讨如何应对前现代性，首先需要对其进行清晰的界定，并与现代性进行区分。根据本文所依据的观点，前现代性并非仅仅指向某个具体的历史时期或落后状态，而更多地关乎一种意识结构和时间性体验。
前现代性在个体和群体层面表现为对外部权威、习俗、禁忌及宗教观念的依从。其核心特征在于时间性尚未被主体内在化。个体的行为和社会的节奏主要由自然的（如昼夜、季节）、公共的（如宗教节日、社会习俗）外在节律或禁忌所决定，而非由主体自身的理性筹划和内在时间感所主导。在这种状态下，神话、宗教叙事和集体迷思构成了主要的认知框架，它们往往以未经反思（“前反思”）的方式被接受和传承。对于幼童而言，这种神话思维是认知发展、想象力构建和世界图景铺展的自然阶段，具有其积极意义。然而，在全球发展不平衡的背景下，大量成年人口仍处于或退回到这种前现代的思维模式中。
现代性的核心则在于“时间的内在化”，即主体将时间、特别是“当下”和“紧迫性”（“到点性”）内化为自身的筹划和决断能力。现代主体不再完全受制于外在的自然或公共节律，而是能以其内在的理性偏好和自由意志来安排事务、设定优先级。笛卡尔式的“我思”（Cogito）可被视为现代主体意识的哲学基石，它标志着意识从对外部世界的依附和模仿中悬置出来，回撤到内在的、自我生成筹划的纯粹领域。这一转变过程是一个逐步克服外在节律约束，建立内在自洽符号系统的过程，其中禁忌的出现（相对于完全节律化的宗教仪式）本身也是意识走向非节律化、向主体性萌芽迈进的一种进步。
二、 自然的前现代性与反动的、刻意的前现代性
从前述界定出发，我们可以区分两种不同性质的前现代性：自然的（或生长性的）前现代性与反动的、刻意的前现代性。
自然的、生长性的前现代性： 这是指个体或群体意识尚未完成向现代性转变的自然阶段。这种前现代性，特别是表现为某种迷信、禁忌或宗教信仰时，在特定条件下具有合法性和正当性。其合法性在于它往往服务于维护个体和群体的基本生存底线。在极端恶劣的生存环境中，前现代性的社会结构、集体迷思或宗教信仰能够提供必要的组织动员力和社会凝结力，帮助群体抵抗外部威胁，保障最基本的生存权利（如食物获取、安全防护）。在此意义上，它是一个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自然阶段，甚至对于那些连基本符号功能都未发育的群体而言，进入有迷思和禁忌的前现代状态本身也是一种进步。这种自然的前现代性可以说是“无罪的”。
反动的、刻意的、邪恶的前现代性： 这与自然前现代性截然不同。它并非某个体或群体意识发展的自然阶段，而是由已经具备现代主体性或身处现代体系中的力量，出于特定利益或目的，刻意制造、维护、输出或利用前现代性的现象。这种“反动”在于其并非向前发展，而是意图将已经可能或应该走向现代化的进程逆转，或者利用前现代的特点来达到其现代性的算计目标。这种刻意制造的前现代性是邪恶的，因为它常常伴随着对前现代性人口的压迫、剥削，甚至有计划的伤害和灭绝。
三、 案例分析：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与全球资本主义背景下的前现代性操弄
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提供了一个理解反动的、刻意的前现代性的典型案例。从表面上看，以色列是一个高度现代化、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拥有先进的科技、军事和制度体系，其精英阶层无疑具有现代主体性。然而，其政治和社会结构的核心却深深依赖于前现代的宗教-民族观念（如犹太教信仰作为公民权的条件、对“应许之地”的神秘化崇拜）。
这种依赖并非自然的演化，而是现代主体（以色列国家及其统治集团）刻意利用并输出的前现代性。它将宗教和历史叙事作为一种工具，服务于其现代性的地缘政治、领土扩张和民族国家建构目标。例如，通过控制水源、封锁经济、设置隔离墙等手段，以色列导致巴勒斯坦人口陷入赤贫和生存危机，这是一种高度现代、有计划的种族灭绝行为，却常被包装成“宗教冲突”、“历史纠葛”等前现代范畴的问题。
这种现象并非孤立，它与全球资本主义的运作机制紧密相关。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极致的现代性力量，其内在逻辑是逐利和扩张。为了维护其统治和避免系统性危机，资本主义常常在全球范围内利用和加剧前现代的社会分裂（如民族、宗教、种族冲突）。它在被压迫群体中维持甚至鼓励前现代的认同和生活方式（如宗族、血缘、地方崇拜），以阻止阶级意识的觉醒和无产阶级的联合。同时，资本主义又以最现代、最残酷的手段（如军事干预、经济封锁、金融操纵）对这些群体进行压迫和剥削。
这构成了本文所称的一种“后现代的邪恶”：即用现代性的手段（先进科技、全球资本、政治制度）来玩弄、剥削和操弄前现代性及其人口。这种行为不仅阻碍了前现代性群体的自然发展和现代化进程，更是为了现代剥削者的利益而人为制造苦难和冲突。在这一层面上，刻意制造生存危机、加剧蒙昧和残暴性的力量，远比因绝望而采取的恐怖主义行为更为邪恶，因为它们是主动的、有计划的压迫制造者。
四、 共产主义者应对前现代性的策略
基于上述分析，共产主义者应对前现代性应区分对待，采取有原则的策略：
对于自然的、维护生存底线的前现代性：
- 保护： 共产主义者首先应对处于这种状态下的群体及其基本生存权予以保护，抵制外部势力对其生存的威胁和侵害。
- 帮助发展： 认识到这种前现代性是暂时的、需要克服的阶段，应积极提供物质和精神帮助，引导其走向现代化。这包括提供粮食、医疗等基本保障，以及推动教育、科学普及，帮助其实现经济模式的转变（如从落后的农业向现代生产方式转变），引导其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的现代化转型（如政教分离，性别平等，发展个体独立自主的现代意识）。长远来看，只有现代化才能真正保障这些群体的生存权和发展权。
- 耐心与引导： 这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需要极大的耐心和恰当的引导方式，不能采取简单粗暴的强制手段。
对于反动的、刻意制造的前现代性：
- 反击与消灭： 共产主义者必须将刻意制造或利用前现代性进行压迫和剥削的力量视为主要敌人，进行坚决的反击、阻止和最终消灭。这包括揭露其利用前现代幌子掩盖现代剥削本质的行为，以及直接对抗其制造生存危机、加剧冲突的行动。
- 识别本质： 重要的是识别出这种反动行为的现代性本质——它们往往服务于资本主义的利益和地缘政治的算计，而非真正的宗教或历史必然。
结论
前现代性是人类历史发展中复杂的一环，它既可以是意识自然发展的阶段，也可能成为现代剥削和压迫的工具。对于共产主义者而言，区分这两种形式的前现代性至关重要。面对维护基本生存的自然的、生长性的前现代性，应采取保护、帮助和引导现代化的策略，这是走向普遍解放的必经之路。而面对由资本主义等现代剥削力量刻意制造、利用和输出的反动的、邪恶的前现代性，则必须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将其视为当前阻碍人类进步和解放的主要敌人。这一课题是长期而艰巨的，需要深入的理论思考和扎实的实践工作，致力于在现实土壤中培植和发展社会主义力量，最终克服前现代的限制和资本主义的压迫，实现真正的现代化和人类的全面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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