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庶政学】个人与共同体的纽结，核心概念：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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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籍”概念的变迁及其在青年群体社会行为中的折射
摘要： “籍”作为一个古老的社会身份标记，其内涵随历史和制度变迁而不断演化。本文旨在探讨在当代中国社会，“籍”作为一种正式的政治或社会身份象征的弱化，以及作为一种非正式的群体隶属感和权力关联感在特定社会群体，尤其是青年群体中的重新浮现及其复杂表现。结合近期网络舆论场中的具体案例，本文分析了不同年龄段青年群体对机构隶属和政治边界的认知差异，批判了部分线上群体中利用虚构或夸大的“籍”概念进行煽动和机会主义行为的现象，并探讨了这种现象背后的社会心理、家庭教育因素以及其对青年政治成熟度的影响。文章最后尝试将此类现象纳入“庶政学”的分析框架，以揭示其微观权力运作逻辑和深层社会意义。
关键词： 籍；隶属关系；青年群体；网络社群；机会主义；庶政学；社会心理
引言
“籍”字在中国古代社会具有重要的身份标识和行政管理功能，如户籍、兵籍、学籍等，代表个体在特定社会结构中的正式注册与隶属。历史上，如《史记·项羽本纪》中“学书不成，学剑不成，学兵法亦不成”中提及的“书”、“剑”、“兵法”之“籍”，虽非现代意义上的正式登记，但也隐含了对特定技能群体或社会角色的归类与期望。在现代国家体系下，“籍”的概念进一步细化，如国籍、党籍、学籍、编制等，构成个体与国家、政党、机构之间的正式关联。
然而，在当代中国社会，伴随社会结构的多元化和制度改革的深入，部分“籍”的正式政治属性似乎被相对弱化，尤其是在日常语境中，“编制”取代了部分“籍”的功能成为更常见的身份指称。但弔诡的是，作为一种非正式的、心理层面的群体归属感和权力关联感，“籍”的观念并未消失，反而在某些特定场域，如网络社群和青年亚文化中重新获得了突出的地位。这种“籍”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对自身与某种权力结构、社会派别或反体制立场之间存在隐秘关联的暗示或宣称。本文将以这一现象为中心，分析其在当前社会中的具体表现、内在机制及其潜在影响。
一、从正式登记到非正式关联：“籍”概念的当代变迁
传统上，“籍”是国家进行人口管理、资源分配和权力行使的基础单元。国籍确定个体与国家的法律关系，党籍确立个体与政党的组织关系，编制（源于“名录、花名册”）则规定个体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中的身份与待遇。这些正式的“籍”构成了国家治理的骨架。
然而，随着市场化改革和社会流动性的增强，传统的单位制和强烈的政治身份烙印有所淡化。个体身份更多地通过职业、经济地位、教育程度等多元指标来界定。“编制”某种程度上继承了原有“籍”对社会地位和资源获取的影响力，但其运作逻辑更多地依赖于组织内部的规章和人事管理，而非广泛的政治象征。党籍虽然保留其政治意义，但拥有党籍并不必然等同于体制内身份或权力中心成员。学籍作为学生身份的证明，其政治属性在毕业后通常减弱。
在这种背景下，正式的“籍”作为一种被公开讨论和强调的政治概念似乎不如以往突出。许多日常交流中，人们更多地使用“体制内/外”、“有编制/无编制”来描述个体与权力机构的关系，而非直接询问“有什么籍”。这反映了“籍”的政治象征意义在一般认知中的一定程度的“弱化”或“被忽视”。
二、非正式“籍”的浮现：身份暗示与权力关联的实践
尽管正式的“籍”政治属性看似弱化，但在特定情境下，尤其是个体面对公权力、进行敏感活动或试图在群体中建立影响力时，暗示或宣称自身拥有某种特殊“籍”（或与权力机构有联系）的现象却普遍存在。这种“籍”并非指代正式的法律或组织身份，而更多是一种通过模糊措辞、背景暗示甚至虚构来建构的符号资本。
近期涉及青少年利益受损、维权活动等引发的公共事件中，可见此类现象的典型案例。部分活跃于网络平台、吸引青年粉丝的意见领袖，会在其言行中反复暗示或公开宣称自己拥有体制内身份、特殊背景（如“回国即可拥有公务员身份”的外国籍人士），或者参与了官方敏感行动（如“在抗洪防汛指挥中心”）。这些宣称往往缺乏可查证的细节，以一种“暧昧”或“模糊”的方式呈现。
对这些个体而言，暗示自身拥有特殊“籍”或与权力机构关联，其目的并非真实展示身份，而是一种策略。这可以为他们的激进言论和活动“打保护伞”，提供心理上的“遮罩”，吸引追随者，尤其是对权力存在朴素想象或畏惧心理的年轻群体。这种非正式的“籍”成为一种权力表演和影响力构建的工具。
三、青年群体对“籍”及机构隶属的认知差异
不同年龄段的青年群体对机构隶属、规则边界以及自身行为后果的认知存在显著差异，这影响了他们对上述“身份暗示”的接受度。
初中生和高中生通常对自身与教育机构（学校）的隶属关系持较为被动的态度。他们的学籍看似牢固（不易被轻易开除，除非极端情况），日常生活被学校严格规训（精确到分钟的作息安排、行为规范），自由空间受限。这种高度管制的环境使得他们缺乏自主管理和承担后果的经验。他们更容易将学校视为权威家长，认为自己的“闹腾”只是“小打小闹”，难以触及真正的“政治边界”。因此，他们更容易相信外部“造反头头”关于拥有隐形身份或保伞的吹嘘，幻想只要有“里面的人”罩着，就可以“胡作非为”。
相比之下，大学生的认知更为复杂。大学生活提供了更大的自由度，但同时也伴随着对自身行为负责的压力。大学学籍虽然是重要的身份证明，但大学生开始意识到“学籍可以被开除”，特别是对于违反校规、法律甚至引发重大舆论争议的行为。大学教育模式要求学生更多地自主管理学习、生活和社交，缺乏自律可能导致无法正常毕业，甚至被劝退。这种经历使得大学生初步理解到，与一个共同体的隶属关系并非无条件的，它要求个体主动遵守和维护共同体的基本秩序，否则可能被“踢掉”或“开除”。这种对“被开除”可能性的认知，使得他们对“有保伞”的幻想相对不那么容易轻信。此外，大学生在与行政机构打交道的过程中，也开始初步感受到体制运行的“惰性”和“规则导向”，而非完全依赖于个人关系或背景。
因此，初高中生更容易成为那些暗示拥有特殊“籍”或背景的在线意见领袖的追随者，因为他们的认知模式尚不足以辨别这些吹嘘的虚假性，且缺乏对触犯规则边界可能带来严重后果的具身体验。
四、网络社群中的机会主义与反制民粹主义的形成
部分激进的青年网络社群，特别是那些围绕敏感社会议题（如青少年权益、教育问题等）形成的群体，其运作模式往往折射出一种机会主义倾向。少数核心人物，通常是年龄稍长或具有特定背景的个体，通过构建某种激进叙事和暗示自身特殊地位来吸引和操纵年轻追随者。
这种激进叙事的意识形态底色往往是“反建制民粹主义”，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左翼或自由主义。其核心逻辑在于简单粗暴的二元对立：体制是邪恶/愚蠢的，民间/受害者是纯洁/正义的。这种非黑即白的思维模式，以及对复杂现实的回避，与部分青少年可能存在的“厌学情绪”或“逃避教育过程艰辛”的心态产生共鸣。拥抱这种简化、激进的政治口号和意识形态，似乎比学习复杂的知识体系和科学思维更容易。它提供了一种心理上的“庇护所”和“身份认同”，使他们在逃避现实学业压力的同时，能够在虚拟社群中获得一种参与“重要事业”的满足感。可以将这种现象命名为“反制民粹主义”或“逃学民粹主义”。
在这些社群中，对“籍”的暗示和对权力关联的吹嘘，是核心人物进行组织和煽动的重要手段。它为追随者提供了一种“被罩着”、“有后台”的心理预期，降低他们参与激进行为的心理门槛。然而，这种“保护”往往是虚假的，一旦面临真正的法律或行政风险，首当其冲的往往是那些缺乏经验、冲到“线下”的年轻追随者，而非躲在幕后的操纵者。
五、家庭与社会环境的潜在影响
青年群体政治态度的形成与其家庭环境和更广泛的社会背景密切相关。在高度竞争的社会环境中，部分家长可能将教育视为一种“阶级再生产”或向上流动的唯一途径，并向子女灌输一种极端的二元对立观念：“考上大学就成功，考不上就完蛋”。这种教育模式可能导致子女形成一种投机心理和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势，容易被网络上的简单化叙事所吸引。
更进一步，部分家长甚至可能对子女参与激进社群持默许或纵容态度。他们可能将这视为一种“社会实践”或“江湖训练”，认为子女可以通过这些经历了解社会的阴暗面和复杂性，学会保护自己、辨别虚伪、甚至操纵他人。这种心态反映了家长自身对现有社会秩序的怀疑和不信任，他们试图通过非正式的方式让子女获得应对未来挑战的“技能点”，即使这意味着子女可能形成犬儒主义或不择手段的性格。在这种家庭教育下，子女可能习得“遭罪”、“看破”、“利用”这三个“技能点”：经历挫折和强权、看穿表面光鲜下的虚伪、以及学会利用规则和他人。然而，这种训练往往是扭曲的，可能导致子女成为他们最初反对的“投机分子”，缺乏真正的担当和建设能力。
六、非正式“籍”的局限性与“庶政学”视角
通过暗示或宣称拥有特殊“籍”在网络社群中获取影响力，其获得的“籍”并非正式的政治或社会身份，而是一种高度动态和不稳定的“投机主义者”的身份。这种身份依赖于持续的表演和符号输出，缺乏坚实的制度基础或现实利益支撑。一旦面临真正的外部压力或内部冲突，这种虚假的“籍”就可能瞬间瓦解。
这种现象也可以尝试纳入“庶政学”的分析框架。“庶政学”可以理解为研究普通个体在日常生活中与权力、规则、利益团体互动的微观政治学。它关注个体如何感知和应对身边的权力场域，如何在非正式社群中建构影响力，如何利用有限的资源和信息进行策略性行动。在这种视角下，网络社群中的“籍”表演并非宏大政治叙事的一部分，而是个体在微观权力空间中进行策略性博弈、构建自身地位的一种“庶政”技巧。这种技巧可能源于对社会权力结构的模糊感知，并被运用到在线互动和群体组织中。
例如，历史上的刘邦，其崛起始于沛县亭长这一微末官职，但他凭借其个人魅力、结交游侠（黑道势力），并在危机来临时果断起事，最终被推举为沛公，获得了在乱世中聚集势力、形成派系的“籍”。他的成功并非完全依赖于旧的秦朝体制内的“籍”，而是通过在基层社会和非正式圈子中积累声望、建立信任、展现领导力，从而“借”到各方势力和利益的支持，获得了新的、动态的“籍”。这种“借”体现了一种微观权力运作的逻辑：通过整合边缘力量、捕捉历史趋势、建立互助互保体系，从而在混乱中建立新的秩序和个人权威。
当前网络社群中的“籍”表演，虽然与刘邦时代的背景和规模截然不同，但在其微观逻辑上却有相似之处：通过非正式手段（网络平台、社群互动、身份暗示）来试图凝聚人心、获取追随、建立某种形式的“派系”，并利用其制造影响力。然而，这种现代版的“庶政”技巧面临新的挑战：网络空间的虚拟性使得真实“籍”的查证成为可能，去中心化的信息传播削弱了单一权威的建构，而正式的法律和行政体系对线下激进行为的规制构成了实质性风险。
七、结论
“籍”的概念在当代中国社会经历了从正式政治身份象征到非正式群体隶属和权力关联暗示的演变。虽然正式的“籍”在日常讨论中可能被弱化，但其作为一种归属和保护的心理需求，以及作为一种权力暗示工具，在网络空间和青年群体活动中重新获得突出地位。部分在线社群中的核心人物利用模糊的身份暗示和激进的修辞，对青年群体进行机会主义式的煽动，构建基于二元对立和权力幻想的“反制民粹主义”亚文化。这种现象与青年群体对机构隶属和政治边界的认知差异，以及部分家庭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密切相关。
这种通过非正式途径构建的“籍”是动态且不稳定的，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投机主义者”的临时身份。其潜在风险在于，追随者可能在现实中付出代价，而少数操纵者则可能将此经历转化为新的符号资本。从“庶政学”视角看，这是一种在微观权力空间中进行的复杂博弈，折射出社会转型期个体对身份认同、安全感以及权力关联的复杂诉求。理解这一现象，需要超越简单的意识形态标签，深入分析其背后的社会心理、代际差异以及微观权力运作机制，从而更好地引导青年群体进行理性、建设性的社会参与。
参考文献：
- 司马迁. (公元前91年). 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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