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学】从因果性到现代权力——现代人进行溯因、归咎和效忠的 符号学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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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社会事件的归因机制:从素因到归咎及其符号学建构

摘要

本文探讨了社会事件归因的内在机制,区分了“素因”(溯源分析)与“归咎”(责备归因)这两种主要模式。文章认为,个体对事件因果链的判断并非客观反映,而是其自身意识形态、价值观及生存境况投射的“效果”或“副产品”。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分析了这两种归因模式的特点、社会功能及其在现代社会语境下的演变。特别是,通过符号学视角的分析,揭示了大众归因如何通过符号的扁平化与人格化,构建简化的“归因平面”或“点证体系”,从而影响个体认知与集体行动。最终,本文提出,理解归因机制的社会构建本质,并进行第二序反思,是成熟理论家乃至现代个体进行批判性思考和有效社会互动的关键。

关键词: 社会归因;素因;归咎;因果关系;符号学;意识形态;第二序反思

1. 引言:归因的多重面向

社会事件的发生及其原因探寻,是人类理解和应对世界的本能需求。个体在面对自身或社会遭遇时,总会试图构建一条因果链,解释“为何发生”。然而,这种因果判断并非纯粹客观的逻辑推演。本文认为,个体所构建的因果链,是其特定视角、意识形态立场和生存经验的产物,更接近于一种“效果”或“副产品”,而非对客观实在的直接反映。真正的“原因”(Cause)与由此产生的“效果”(Effect)之间存在复杂的张力,效果(Effect)在此处应被理解为较弱、更为主观关联的投射,而非严格意义上的结果(Result)。

在此基础上,本文将探讨社会事件归因的两种主要模式:“素因”与“归咎”。这两种模式在运作机制、社会功能和意识形态含义上存在显著差异,并在现代社会中呈现出独特的相互作用。

2. 素因与归咎:两种不同的归因机制

根据对社会事件原因探寻的方式和目的不同,我们可以区分出“素因”和“归咎”两种主要的归因机制。

2.1 素因(Causal Tracing / Root Cause Analysis)

“素因”指向一种相对冷静、分析性的原因溯源过程。它倾向于构建一个包含多个环节、层次分明(有主因、次因、直接因、间接因,甚至最终因)的复杂因果链。素因的特点包括:

  • 中性或相对中性: 试图超越直接的情感反应,对事件进行客观分析。
  • 间接性与迂回性: 不满足于表面原因,而是深入探寻更深层、更远端的影响因素。
  • 知性色彩: 涉及认知性的分析、判断和推理,需要一定的冷静和思考能力。
  • 非人格化导向: 倾向于将原因归结为系统性因素、结构性力量或非人格化的客观要素(如社会结构、经济规律、政策设计等),而非特定个体。
  • 社会化妥协: 素因过程往往融入了社会规范和教育的影响,是多种因素妥协调和的结果,因此其结论可能缺乏直接的行动力和动员性。现代教育,特别是义务教育,在某种程度上旨在培养个体的素因能力,使其能够进行理性和多维度的分析,避免简单化的责备。

2.2 归咎(Blame Attribution)

“归咎”则是一种更具情绪色彩和行动导向的归因模式,其核心是寻找责任方并进行责备。与素因不同,归咎的特点包括:

  • 直接性与情感性: 往往伴随强烈的情绪(如愤怒、不满),直接指向某个对象。
  • 人格化: 归咎倾向于将原因高度人格化,将复杂的社会现象或事件归结为特定个体、群体或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实体。这种人格化的原因被视为一个持续、不断再生产的“根据”(Grund),而非短暂的直接因。
  • 行动导向: 归咎具有强大的动员力,因为它指向明确的责备对象,容易激发针对性的行动(如攻击、抵制或拥护)。
  • 扁平化与简化: 为了快速定位和动员,归咎往往忽略复杂性,将原因简化为单一或少数几个易于理解和识别的要素。这种简化可能导致对特定个体或群体的刻板印象、妖魔化、神圣化、神秘化或机械化。
  • 与归功和效忠的关联: 归咎是社会关系中责任分摊的体现,其对立面是“归功”。而当归咎或归功的对象被人格化并被视为持续的“根据”时,这种关系就可能升华为“效忠”——将自我认同与特定人格化的原因或利益共同体绑定。归功(如对英雄的赞扬)和归咎(如对敌人的谴责)都可以是建立效忠关系的基础,强调的是即时且直接的奖惩反馈。

3. 归因的符号学构建与社会再生产

归因过程并非在真空进行,而是高度依赖于符号体系的构建与传播。个体对社会事件的理解和归因,是通过将事件要素映射到一套由符号构成的“归因平面”或“点证体系”来实现的。

3.1 归因平面与符号的等阶次化

个体的归因判断,尤其是在面对复杂或紧张情境时,倾向于将现实中的多种要素(如经济状况、社会地位、个人性格、具体行为等)转化为符号,并将这些符号置于一个想象性的“归因平面”上。在这个平面上,原本具有复杂层级和相互作用的要素被扁平化,被视为“等阶次”的单元(例如,将“贫穷”、“道德败坏”、“懒惰”、“社会不公”等概念并列视为原因)。

这种符号的等阶次化在通俗文化产品(如电视剧、文学作品、新闻报道)中尤为常见。通过塑造脸谱化的人物或事件描述,不同的符号被并置,使得受众能够快速地在这些扁平化的符号之间建立简单的因果联系(例如,“一个有钱又无聊的人犯了罪”,其中“有钱”、“无聊”、“犯罪”被视为可以在同一平面上直接关联的符号)。这种扁平化处理迎合了大众在紧张情境下倾向于进行简化归因的需求,能够快速形成一个可供理解和判断的网格。

3.2 符号网络的聚焦与支配性

在复杂的社会现实面前,个体的感知往往是“失焦”的。而归因机制的作用之一,正是通过符号体系实现“对焦”。特定的符号或符号组合(如媒体反复提及的某个关键词、某个特定的人物形象、某种生活方式的标签)成为注意力的焦点。这些焦点通过连接平面上的其他符号,形成具有解释力的网络。

具有支配性的归因体系(往往由主流意识形态或强大社会力量构建和传播)通过对特定符号的反复呈现、强化其关联性,使得这些符号构成的归因平面成为大多数人默认的解释框架。当个体面临不确定性或危机时,其“心灵的眼睛”会自动对焦到这个预设的符号网络上,并从中快速提取一条或几条因果链进行理解和行动。这种机制使得少数关键的符号能够获得巨大的解释力和“权力”,因为它们成为汇聚众多归因路径的焦点。

3.3 社会再生产与日常维持

这种符号化的归因体系并非一劳永逸,它需要不停地被“再生产”和日常“维持”。媒体的持续曝光、公共讨论的反复进行(甚至是看似无意义的“废话”),都在不断地强化和更新着这个符号网络。这种持续的在场性,保证了在紧急关头,个体的归因能够迅速对焦到预设的框架上,避免认知混乱和失序。

现代国家尤其依赖这种机制来维持社会秩序和管控能力。通过构建并传播一个共享的(即使是扁平化的)归因框架,可以引导大众的理解方向,切断或限制个体生成独立的、可能挑战现有秩序的归因网络(即阻止形成底层的“说废话者”)。这是一种意识形态统治的工具,通过预设解释框架,将个体行为引导到预期的轨道上。

4. 意识形态、现代性与归因机制的张力

现代社会,尤其是自由主义社会,在意识形态上推崇理性、分析性的素因能力,并将其视为“现代人”或“精英”的标志,而将简单化的归咎视为“前现代”或“低端劳动力”的表现。这种二分法本身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建构,服务于社会分层。

然而,现实中,素因和归咎是并存且相互纠缠的。尽管现代工业分工和信息流通一定程度上扁平化了传统的层级结构,使得纯粹的个人化归咎变得困难,但群体化归咎、生活方式归咎等形式依然盛行。在政治极化或社会矛盾尖锐的语境下,简单、人格化的归咎甚至更具动员力。

现代意识形态的矛盾在于,它既需要个体具备一定的分析能力以适应复杂的社会分工,又需要维持一套能够快速动员和控制的归因机制。这导致了素因和归咎在社会主体中的共存:许多个体不得不“假装”在进行理性素因,但实际操作中又随时可能滑向简单归咎,尤其是在情绪或利益受到直接冲击时。

5. 理论家的任务:超越单一模型与进行第二序反思

对于成熟的理论家而言,仅仅掌握一套解释性的模型(如唯物主义框架)并用其解释一切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理解“理解本身是如何发生的”,即探究各种归因、解释和判断机制的“发生学”。

这意味着理论家需要:

  • 认识到归因体系的多样性与非独一性: 理解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乃至不同个体所构建的归因网络是多样化的,不存在一个普适的“上帝视角”或“点证体系”。
  • 分析归因体系的建构与维持机制: 揭示符号如何被扁平化、如何形成焦点、如何通过社会再生产来维持其解释力和支配性。
  • 进行第二序反思(Second-Order Reflection): 将自己的理论框架(包括对生产关系、社会结构等的分析)也纳入反思对象,认识到自己的观念和分析模式也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和符号体系的产物。这种自我指涉的劳作是成为辩证唯物主义者的必要条件,它要求个体不断审视和更新自己的认知框架。
  • 进行符号学的“理智劳动”: 理论家和批判者需要学会识别和解构主流归因体系中的符号,揭示其扁平化、人格化等问题,并通过重塑符号的关联、引入新的解释维度或构建替代性的符号网络,来挑战现有的归因模式,提供更深刻或更具解放性的理解路径。这是一种持续的精神劳作,需要不断实践和探索。

6. 结论:理解归因机制的重要性

社会事件的归因是一个复杂且动态的过程,它根植于个体的生存境况和意识形态,并通过符号的构建、传播与再生产而获得社会形态。素因和归咎作为两种主要的归因模式,分别代表了分析性与责备性的取向,它们在现代社会中相互作用,共同塑造着个体的认知和社会秩序。

理解归因机制的构建性、非独一性及其符号学运作,对于批判性地认识社会现象至关重要。它帮助我们识破简化归因背后的意识形态操纵,理解不同群体为何会形成迥异甚至冲突的解释框架,并认识到任何试图建立普遍共识或推动社会变革的努力,都必须直面并作用于这些深层的归因机制和符号网络。

成熟的理论家乃至具备批判性思维的个体,应超越对单一解释模型的固守,进行持续的第二序反思和符号学的理智劳动。唯有如此,才能在复杂的社会现实中保持清醒,抵制简单化归咎的诱惑,并有可能构建更具洞察力、更贴近实在的理解,从而为建设性的社会互动和变革提供认知基础。这并非易事,需要个体付出持续的精神努力,但它是实现真正理解和超越意识形态束缚的关键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