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义主义】符号学（3-4）——现代哲学的“合”法性来源：将有限性坚持到底的绝对中介，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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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現象學到結構主義與符號學的轉向：一個中介性視角的考察
摘要： 本文旨在探討20世紀中期思想史上的重要轉折，即從現象學（Phenomenology）向結構主義（Structuralism）與符號學（Semiotics/Semiology）的轉向。透過考察其核心概念、代表人物及其對早期哲學傳統（尤其是現象學）的批評，本文闡明了結構主義與符號學如何在語言和符號的中介性中發現新的哲學視域。文章將分析符號系統的特性、結構的關係性與生成性，並討論其對本體論和主體性概念帶來的衝擊，同時也將揭示結構主義內在的辯證與張力。
關鍵詞： 結構主義；符號學；現象學；語言轉向；中介性；結構；符號；本體論；能指；拉康
引言
20世紀的哲學進程見證了多元理論範式的興起與更迭。在現象學深刻影響大陸哲學之後，以結構主義和符號學為核心的一系列思想運動，特別是在法國，對傳統的哲學問題提出了全新的解答，並深刻地改變了人文社會科學的面貌。這些轉向的核心，可以被理解為對「中介性」（Mediation）——尤其是語言和符號的中介性——的重新發現和絕對化。與試圖直接把握意識和經驗的現象學不同，結構主義和符號學強調，我們的經驗、認識乃至現實本身，都是由符號系統或結構所中介、構成和組織的。
一、結構主義與符號學的起源與核心概念
結構主義並非一個具有明確奠基人或單一宣言的統一運動，但其核心思想植根於語言學家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和邏輯學家皮爾士（Charles Sanders Peirce）的工作，並在列維-斯特勞斯（Claude Lévi-Strauss）、拉康（Jacques Lacan）、福柯（Michel Foucault）、阿爾都塞（Louis Althusser）等人的工作中得到發展和應用。符號學作為研究符號及其系統的學科，是結構主義得以展開的理論基礎。
索緒爾將語言視為一個符號系統（signal system），其核心在於系統內部元素之間的「差異」（difference）。一個符號（sign）的意義並非來自其與外部實體的直接對應，而是來自其在符號系統內部與其他符號的區別關係。例如，詞語「貓」（cat）之所以具有意義，不是因為它直接「表徵」了現實世界中的某隻貓，而是因為它與「狗」（dog）、「鼠」（mouse）等詞語在系統內部形成了對立和區別。這種基於差異的關係性，構成了語言和符號系統的「結構」（structure）。結構是關係性的，而非實體性的。
結構主義運動的緣起，可以追溯到對語言和文本結構的關注。轉錄中提及的莫里哀小說《資產階級貴人》（Le Bourgeois Gentilhomme）中的情節，即那位嘗試寫情書的哲學家先生，通過對詞語進行無數種排列組合來尋找「最佳」表達方式，生動地說明了符號單元的潛在組合性（combinatoriality）和模型的生成。儘管單個詞語（符號）本身可能沒有固定的「根基」或優先性，但其在特定規則或「模型」中的排列組合，卻能產生意義。這無數種可能的組合形成一個「共時性」（synchronicity）的場域，而實際使用的文本（某一種特定的組合）則構成一個具體的模型。意義的產生，正是在這種共時性的潛在結構場域中，通過特定的組合（模型）被賦予的。
結構的關係性不僅存在於語言內部，列維-斯特勞斯通過分析不同文化的神話結構，發現了跨文化、跨符號體系的深層結構同源性。例如，他在許多神話中觀察到類似「君主—戰爭—生育」的三主神模式，儘管不同文化使用的「符號」（具體的神名）不同，但其核心的結構關係卻是相似的。這表明結構具有一種超越具體符號系統的抽象性，可以在不同領域中被發現和研究。
二、對現象學的批評與「語言轉向」
結構主義和符號學的興起，是對此前盛行的現象學傳統的有力挑戰。現象學（尤其以胡塞爾為代表）主張通過對意識的直接體驗和反思，來把握事物的本質和結構。它傾向於認為，第一人稱的意識報告能夠直接呈現主體的生存體驗內容，似乎繞過了符號的中介。轉錄中將此描述為現象學的「實證主義精神」或「呆滯」，認為它「忘掉了它在使用詞語在表達」。
結構主義者認為，這種現象學的立場是誤導性的，因為它忽視了所有經驗、思考和表達都不可避免地通過語言和符號的中介。我們的意識並非直接接觸「實在」（the Real），而是接觸由符號系統所組織和建構的「表象」（representation）和「意義」（meaning）。語言不是對獨立存在的體驗的透明「表徵工具」，相反，語言的結構本身就設定了什麼樣的體驗是可能的，以及它們如何被理解和組織。從這個意義上說，結構主義和符號學標誌著一個更徹底的「語言學轉向」。海德格爾雖然強調語言的重要性（如「語言是存在的家」），但結構主義者認為他可能仍幻想存在某種超語言或能直接對應世界本體結構的「理念等級制」語言。結構主義則指出，世界本身充滿偶然性、不確定性，超出任何符號系統的完全把握，而語言本身也充滿內在的限制和張力。
符號學認為，本體論（ontology）在很大程度上等同於語言（Ontology = Language）。這意味著，任何關於存在的論述，都受制於其所使用的符號系統的規則和限制。一種語言系統本身就是一種限制，其有限性使得我們不可能通過語言直接把握世界的真實結構或機制。語言的語法結構、系統內的差異以及符號間的張力，都使得哲學在本體論上的探索變得複雜和受限。
三、拉康的精神分析與結構主義的深化
在結構主義和符號學的框架內，法國精神分析學家拉康（Jacques Lacan）對主體性（subjectivity）和無意識（unconsciousness）提出了具有深遠影響的結構主義解釋。拉康認為，「無意識像語言一樣結構起來的」（the unconscious is structured like a language）。這將弗洛伊德的無意識概念置於索緒爾式的語言學結構之下。
在拉康的體系中，符號學的核心單元不再是「符號」（sign）本身，而是「能指」（signifier, S）和「所指」（signified, s）。拉康強調能指的優先性，認為能指鏈（chain of signifiers）的運作構成了符號系統（Symbolic order, 象徵界）的核心。能指本身是漂浮的、無根基的，其意義來自於其在能指鏈中的位置和與其他能指的差異關係。所指（意義）並非固定地附著於能指，而是能在指鏈運作中不斷滑動（sliding of the signified）。
主體（subject）在拉康看來，並非先驗的意識或現象學的主體，而是能指鏈運作的一種「效果」（effect）。具體而言，主體產生於能指鏈中的斷裂或縫隙。例如，在兩個能指（S1和S2）之間的鏈條中，存在著一種缺失或間隙，正是這個縫隙產生了主體的效果。主體是被符號系統「結構出來的」。
拉康將人類經驗劃分為三個界域：象徵界（Symbolic）、想像界（Imaginary）和實在界（Real）。象號徵界即是語言和社會符號系統的結構，它構成我們經驗的框架；想像界是主體通過鏡像階段等形成的統一自我（但這種統一性是虛幻的）；實在界則是無法被象徵界完全把握、充滿創傷和矛盾的領域，它構成了象徵秩序的界限。從轉錄中的描述對應來看，象徵界可能對應於結構/語言，想像界對應於意義/體驗（特別是去表象化的真實體驗或不可言說的直覺），而實在界則對應於結構的協調者或某種無法完全納入符號系統的「驅力維度」（drive）。符號系統（結構）賦予模型（排列組合）意義，而這種意義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想像界中被主體感知的。
從這個角度看，符號學的探索功能，正如轉錄中所言，是一種「徵候學」（Symptomatology）或「診斷學」。它不是直接探討事物的本體，而是探查符號系統內部的「不一致性」（inconsistencies）或「症狀」。通過分析能指鏈或符號場域的「缺點」、「張力」和「斷裂」，符號學揭示出符號系統本身的機制及其未能完全把握的實在。
四、結構主義的內在張力與反思
儘管結構主義和符號學提供了強大的分析工具，但也面臨著內在的張力與批評。其中一個核心問題在於「自然語言」（natural language）的地位。所有的學術語言、理論模型都建立在自然語言的基礎之上，但自然語言本身並非人工構造，它充滿了「漏洞」、「斷裂」、「不一致性」，且其「發生學機制」（genesis）難以完全說清。結構主義試圖用人工模型來分析自然語言的結構，但這種分析本身又依賴於對自然語言的理解和使用。這似乎陷入了一種循環或悖論：我們必須依靠一個已經結構好的、但又充滿問題的自然語言，去把握和分析更底層或更抽象的結構。對結構本身的領會，仍然通過被結構化了的自然語言來實現。
此外，儘管結構主義旨在「去主體化」（de-subjectivization），將主體視為結構的效果，但結構的發現和把握本身，似乎又離不開符號學家（或分析者）的「焦點意識」（focal consciousness）或某種形式的「內在化發生機制」。這引發了關於分析者自身位置和主體性如何參與結構認識的問題。從拉康的視角看，這可以被理解為「無頭的主體性」（subject of unconsciousness）——一種非意識層面的、被結構決定的主體性在運作。然而，這並不能完全消除結構主義在面對自然語言和認識過程時所顯現的辯證性。
轉錄中將結構主義的這種困境描述為「失敗」或「絕望」。如果結構主義的目標是通過符號學分析完全弄懂所有結構、所有張力、所有發生學機制，那麼它可能注定失敗，因為這種絕對的中介性（一切都由符號中介）是無法被有限的主體完全「看穿」或「消解」的。結構主義可能無意中預設了一種能夠完全把握結構的「超語言」或「純粹結構」的幻想，而這是其自身理論所否定的。這種失敗並非無意義的虛無，而是揭示了符號中介的絕對性，以及任何聲稱直接抵達「真理」或「本體」的嘗試都為時過早。
五、結論：符號學作為當代思想的基石
儘管存在這些內在張力，結構主義和符號學對當代思想的貢獻是不可估量的。它徹底地扭轉了哲學的關注點，將語言和符號的中介性置於核心地位，挑戰了笛卡爾式的主體中心主義和現象學的直接性主張。
符號學揭示了我們對世界的理解和體驗是由符號系統構成的，這使得傳統的本體論立場必須重新審視其前提。如轉錄所述，符號學探索可以被視為一種「超本體論」探索，它懸置了既定的本體論預設，轉而分析世界結構如何被符號化，以及符號系統本身的機制。這種姿態使得符號學在本體論上呈現出「開放」的狀態，不預設自然主義、時間、空間等範疇的獨立存在，而是探究這些範疇如何通過符號機制被建構。這為認識論、現象學、倫理學乃至政治經濟學（如對資本主義「符號」的分析）提供了新的電機點。
總而言之，符號學是理解所有現代哲學和當代文化的基礎。它迫使我們承認中介性的絕對性——思想通過語言中介，體驗通過思想和意識形態中介。這種中介性超越了有限的主體生存，揭示了符號系統作為一個普適性中介結構的存在。理解和分析這個結構，無論其過程多麼充滿挑戰或看似「絕望」，都是理解我們自身、社會和世界不可或缺的起點。缺乏對符號學基本原理的理解，就難以真正深入當代思想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