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批判】打MOBA游戏越输越要打，背后的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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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竞技中持续失败行为的意识形态分析：一种自我认同的生产机制探讨
摘要
本文旨在探讨在以胜利为核心目标的电子竞技活动中，部分玩家表现出的“越输越沉迷”现象。传统观点认为，失败通常导致沮丧和放弃，但本文发现，这种非典型行为并非简单的非理性沉迷，而是由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所驱动。该意识形态反对游戏所要求的工具理性及工作化模式，转而追求一种“艺术化”、“任性”的非规范性游戏状态。在这种框架下，胜利仅在其特定条件下被珍视，而失败则被重新诠释为一种对主流游戏秩序的抵抗和对自我“输得起”状态的确认，从而在社会互动中持续生产和维护一种独特的、肯定性的自我认同。本文将分析这一意识形态的运作机制，并探讨其在个体生存状况肯定及社会交往中的作用。
关键词： 电子竞技；失败行为；意识形态；自我认同；社会交往；工具理性；输得起
1. 引言
现代电子竞技，特别是团队竞技类游戏（如通常强调策略与配合的“引”类游戏），往往建立在一套明确的规则体系和胜利标准之上。游戏设计鼓励玩家采纳高效、理性的策略，进行精准的操作和判断，以最大化获胜概率。这种对效率和最优解的追求，使得顶级竞技状态与现实中的某种“工作状态”或“工具理性”表现出相似性：强调按部就班、冷静分析和目的导向。理论上，在这种竞争环境中，频繁的失败会打击玩家的积极性，导致其减少游戏时间甚至放弃。然而，观察发现，存在一部分玩家，他们并非追求极致胜利，甚至经常失败，却表现出高度的投入和持续的游戏行为，即所谓的“越输越上瘾”。这种反直觉现象挑战了简单的行为主义解释，提示其背后可能存在更深层的心理或社会文化机制。
本文认为，“越输越沉迷”现象并非偶然或单纯的病态行为，而是由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所支撑。这种意识形态在玩家与游戏规则、与竞争对手的互动中生成和运作，核心在于对主流“胜利秩序”的抵抗和一种特定自我形象的生产。通过对这一意识形态的分析，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个体如何在看似受挫的活动中维护自我价值，以及社会交往在个体认同构建中的作用。
2. 电子竞技的“工作化”理性
在多数竞技类游戏中，获胜是核心目标。游戏设计者和玩家社群共同构建了一套关于如何获胜的规范和知识体系，包括但不限于：游戏攻略、最优战术、技能搭配、角色克制关系以及精细的操作技巧。为了提高胜率，玩家被引导去学习、模仿并严格执行这些被证明有效的方法。这种游戏方式强调纪律性、规范性和效率性，要求玩家抑制情绪，进行冷静的战略判断，并像精密机器一样按部就班地执行操作。
这种游戏状态与现代社会中某些工作模式具有高度相似性。它要求个体遵从既定流程，运用工具理性进行分析和决策，并以目标达成作为主要衡量标准。在这种模式下取得胜利，可以被视为一种“规则的胜利”、“攻略的胜利”，或是执行者的“奴隶式胜利”——即个体只是作为外部理性秩序的工具而取得了成功，而非其独立意志或创造力的体现。对于部分玩家而言，这种“工作化”的胜利模式可能带来不适感，因为它消弭了个体的独特性和主体性，使得胜利的荣耀归属于系统而非自身。
3. 反抗工作化：失败行为的意识形态根源
面对游戏的“工作化”倾向，部分玩家发展出一种对抗性的意识形态。他们并非完全放弃胜利目标，但将胜利置于一个特定的前提之下：即必须以一种反抗主流、非规范化的方式取得胜利。这种方式表现为：
- 反工作状态的追求： 故意避免按部就班、追求效率的最优解，而是采取随性、甚至“捣乱”或“瞎玩”的态度。
- 强调“艺术性”与“任性”： 将游戏过程视为一种自我表达或艺术创造，强调个人风格、独特思路，甚至充满情绪化的表现（即俗称的“上头”）。
- 胜利的重新定义： 胜利不再是目的本身，而是在“反工作状态”或“艺术化状态”下，个体能够超越常规限制、凭借“天才”或“别具一格”的思路所取得的额外成果。
在这种意识形态下，通过规范化的工具理性获得的胜利被贬低，因为它被视为是对个体创造性、自由意志的“背叛”。相比之下，以非规范化方式获得的胜利则被高度肯定，因为它直接归功于个体的独特性和超越性。
4. 失败中的“胜利”：比视机制与自我高贵化
这种意识形态的关键运作在于其对“失败”的重新诠释。由于反规范化的游戏方式往往导致较高的失败率，玩家需要一套机制来处理失败带来的负面情绪并维持游戏动机。这种机制的核心是“比视”（disdain）——通过贬低那些按照规范化方式取得胜利的玩家来肯定自身。
在这种“比视”视角下：
- 胜利者的形象被建构为负面： 按照理性、攻略、规范赢得游戏的玩家被视为“奴才”、“打工仔”、“僵死理性秩序的奴隶”。他们的胜利被看作是“背叛了自己”和“太在乎输赢”的结果，缺乏“娱乐精神”和“爱欲上的享受”，甚至其生活状态也被暗示为如同在工作中一样僵化和无趣。
- 失败者的自我高贵化： 相比之下，采纳反规范化策略而失败的玩家，则将自己的失败解释为“有余裕”、“输得起”、“不在乎输赢”的表现。他们认为自己的行为是自由的、高贵的，证明自己与那些“卖身给理性秩序”、“像打工仔一样木讷”的玩家不同。失败不仅不意味着自身能力的欠缺，反而凸显了个体的独特性、自主性和超然性。
通过这种比视机制，失败被转化为一种意识形态上的“胜利”，即“我”即便失败，也比那些以“奴隶”姿态获胜的人更具有价值和尊严。这种机制使得玩家在游戏中的胜负结果不再是唯一的衡量标准，甚至在物理层面（胜负记录）是失败的情况下，其心理和意识形态层面却能维持一种“不败之地”：赢了，证明我的天才；输了，证明我的高贵和输得起。
5. 自我认同的生产与维护
上述意识形态和比视机制的核心功能在于持续生产和维护一种特定的、肯定性的自我认同。游戏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场域来实践和巩固这种认同：
- 自我形象的构建： 玩家在游戏中扮演的角色或所取得的抽象分数（段位），成为承载这种自我形象的符号载体。无论段位高低，它都可以在意识形态层面被赋予意义，例如低段位可以代表“不屑于僵死秩序”、“有更高追求”的自我。游戏过程中的精彩瞬间、独特的决策等，也成为构建这一自我形象的素材。
- 肯定性的自我与现实的整合： 这种生产出的自我形象，是肯定性的，它赋予个体在游戏中（并可能延伸至现实中）的体验以意义。它既可以解释成功（因为我的独特性和天赋），也可以解释失败（因为我坚持了自我，或因为世界/规则是错的）。它使得个体能够以一种更积极的姿态面对现实生存状况可能带来的挫折和限制。在游戏这一相对安全和可控的环境中，个体可以扮演和体验一个“自由的”、“有选择的”、“输得起”的自我，这有助于其在面对现实中“输不起”的困境时，仍然维持一定的心理平衡和自我价值感。
- 社会交往中的认同再生产： 游戏过程中的互动，特别是竞争和冲突，是这一自我认同生产机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通过与他人的竞争、合作、冲突和比视，个体在与“他者”（被建构为奴隶/打工仔的玩家）的区隔中明确和强化“我”的形象。这种社会交往并非简单的互动，而是具有意识形态发生学意义的活动，通过将对立面（按规则游戏的玩家）符号化和贬低，从而生产出自身的独特性和优越感。
游戏机制如明确的胜败、低失败成本（可以无限重玩）、每次对局的相对独立性（胜败不累积，仅抽象分数或段位变化）等，为这种自我认同的持续生产和维护提供了便利条件。
6. “输得起”的追求与现实的遮蔽
在这一意识形态的深层逻辑中，“输得起”成为比“赢得”更重要的目标。赢得仅仅是瞬间的抽象结果，而“输得起”则代表了一种状态、一种资格、一种面对失败时的从容和自主性。为了证明自己“输得起”，玩家甚至可能在某种意义上主动去经历失败。这种对“输得起”的追求，反映了对个体在现实生活中可能面临的“输不起”困境的一种心理补偿或对抗。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意识形态在提供心理慰藉和自我肯定机制的同时，也存在一种潜在的遮蔽效应。它可能模糊了游戏中的“输得起”表演与现实中真实的“输不起”状况之间的界限。玩家在游戏中通过贬低他人、肯定自我来构建的“输得起”形象，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其在现实物质基础和社会结构中可能存在的脆弱性。这种意识形态的运作，与其说是对现实的超越，不如说是对难以改变的现实困境的一种主观调适和符号化反抗。例如，将自己比作对抗资本主义“僵死理性”的“小生产者”，在游戏中体验并肯定自己的“创意”和“输得起”，可能掩盖了现实中“小生产者”同样面临巨大生存压力和“输不起”的残酷现实。
7. 结论
“越输越沉迷”这一电子竞技现象，通过意识形态分析，得以呈现其复杂性。它并非简单的成瘾或非理性行为，而是个体在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下，面对游戏“工作化”趋势，通过建构一种反对性意识形态，并在与他者的社会交往中持续生产和维护肯定性自我认同的过程。这一过程的核心在于通过“比视”贬低遵循主流规则的胜利者，从而在失败中发现并肯定自身的“自由”、“高贵”及“输得起”的状态。
这种机制虽然有助于个体在一定程度上调适心理，面对现实挑战，但也可能存在遮蔽现实困境的风险。深入理解这种意识形态的运作，不仅有助于解释特定的游戏行为，也为我们分析当代社会中个体认同的形成、抵抗策略以及如何在符号互动中维护自我价值提供了新的视角。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究不同文化背景下此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及其与个体现实生存状况、社会阶层之间的具体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