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小时哲学】人类社会的终极形态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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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社会形式的构成与终极形态的批判性反思
摘要
本文旨在探讨人类社会是否存在所谓“中级”或“终极”形态的问题，并在此过程中深入分析社会维度的构成机制。文章首先引入个体与公共/集体向度的二分法，并关联至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哲学议题。接着，通过回溯社会学学科的创立及其早期困境，强调了理解社会维度如何被“结构构成”的重要性。本文认为，公共/集体维度的存在并非自足或免费，而是通过非功利甚至看似荒谬的形式主义仪式与习俗所建构。这些形式通过打断个体日常生活，使主体能够想象并把握一个超越性的社会普遍性维度。在此基础上，文章对“人类社会的终极形态”这一概念提出批判，认为其更多是一种无法从外部视角把握的“终极幻想”或历史阶段的“存在论视域”。当前社会被界定为尚未进入真正人类社会的“前历史”阶段，其核心特征是基于资本这一抽象符号机制所导致的阶级分化与符号学异化。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个体在符号结构上存在根本差异，质疑了普遍“人类性”概念的有效性。文章最后提出，未来社会形态的关键在于能否突破资本的同质化符号机制，探索差异化、非累积性的资源分配与权力组织模式，并强调真正的“终极形态”可能并非某个固定模式，而是人类群体自由选择并不断再造其社会符号机制的能力，一种不定形、开放性的动态过程。
关键词： 社会形态；社会构成；符号学机制；异化；普遍性；特殊性；仪式；终极形态；批判理论
引言：对社会形态问题的初步审视
“人类社会的中级形态是什么？”——这一问题本身预设了人类社会存在一个渐进发展、可以被明确划分并识别的“中级”或“最终”阶段。然而，对于社会本质及其结构性力量的深入考察，或许会颠覆这种线性且具有目的论色彩的社会观。本文认为，在讨论社会形态之前，必须首先探究社会维度本身是如何构成的，以及构成这一维度的深层符号学机制。进一步地，“终极形态”的提法可能并非指向一个客观的未来状态，而更多折射出特定历史语境下人们的集体想象或意识形态建构。
1. 社会维度的构成：从二分法到符号学建构
理解社会结构的起点，可以引入个体（或私人，Individual/Particular）与公共（或集体，Public/Collective/Universal）的二分法。个体维度关乎特殊性，而公共/集体维度则指向普遍性。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其早期在西方传统中地位尴尬，因为它试图在神学与原子化个人主义传统之外，解释“社会”这一公共集体维度如何存在并对个体施加影响。孔德、涂尔干（文中所指“私生我很压抑的那个教会就什么写了自杀论的那个”）以及马克思等社会学先驱，尽管其理论取向各异，都在试图回答社会维度如何得以构成以及如何运作的问题。
然而，后来的许多社会学研究往往忽视了第一个根本问题——社会维度是如何被结构构成的？他们倾向于将社会视为一个先验存在、客观坚硬的实体，认为个体天然就“生来就在社会之中”，从而默认了普遍性高于特殊性，社会大于个体的逻辑。这种忽视恰恰回避了社会主体化（Subjectivation of the social）的关键过程：为什么人类不是一盘散沙？为什么每个人的脑子里都有一个共同体的轮廓，并在这个轮廓中把握自身？社会维度是如何被结构构成的？
本文强调，公共的、普遍性的维度并非天然存在，更非“免费”或“自由”给予的。个体从私人/特殊维度走向公共/集体维度，需要一种建构机制。这种机制并非依赖于实用的功能性活动，而是恰恰通过那些脱离具体使用标准、甚至在实用层面看似荒谬、无意义的形式主义事物来实现。习俗（Custom）和仪式（Ritual）在此扮演了核心角色。
这些习俗和仪式的首要作用是将人集合起来进行某些活动，但其更深层、抽象的作用在于，它们作为“脱离了具体使用标准”的符号，引发人们进行倒推和猜测。人类的精神机制，特别是某种“神经症式”的运作，会赋予未被明确赋予意义的事物以意义。因此，当一个仪式或习俗在日常功用上显得荒谬时，人们反而更容易从中推测出存在一个“另外的位面”，一个超越日常功利逻辑的维度——这正是社会维度的萌芽或想象。荒谬和无意义程度越高，社会维度的存在感反而可能越强烈。
从这个角度看，某些愤世嫉俗者（Cynics）虽然嘲讽社会习俗的无意义，但他们恰恰通过否定性的姿态，强烈地察觉到背后存在一个“狂野的、不受约束的公共秩序”在运行。他们认为他人“笨蛋”，但正是这种对他人顺从荒谬形式的感知，反向印证了他们心中一个强烈的、结构化的社会维度。这表明，社会化程度（在此意义上指个体对超越个体功利的社会形式的感知和参与程度）越高，个体对社会维度的把握（即便是否定性的把握）可能越深刻。
普遍性的社会维度正是通过这些打断私人日常生活节奏的、特殊但无意义的形式（最特殊、最无意义、最荒谬的事物）来建构的。这种打断使得个体得以想象和建构出超越自身特殊性的普遍维度。对于试图推动社会变革的运动而言，这意味着需要创造新的仪式、符号、形式，来凝结群体意识，并使大家反过来推断出“存在这么一个普遍的维度”。
2. “终极形态”的批判：作为幻想与历史视域
既然社会维度本身是动态建构而非先验给定的，那么“人类社会的终极形态是什么”这一问题就需被置于批判性视野下重新审视。首先，我们不可能拥有一个超越于个体认知范围的“上帝视角”来观照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全景。个体意识结构本身就是在社会活动中被结构起来的，不存在一个外在于社会而能“尽观”社会整体的主体位置。
因此，“社会的终极形态”与其说是一个客观状态，不如说是一种“社会的终极幻想”（Ultimate Fantasy）。这种幻想在当代文化中可能体现为某种理想化的网络虚拟世界，它满足了人类对共同体生活的一些想象——资源丰富、自由交互、但仍包含冲突和政治斗争。它可能代表了当下某种关于理想社会的公约数，但它终止了激进社会变革的可能性，因为它本身是一个变革结束后的“结果”幻想。
更进一步，从一种历史唯物主义或批判理论的视角看，或许真正的“人类社会”尚未到来。我们目前处于“前历史”阶段，一个“群魔乱舞”的阶级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主体普遍遭受科学异化（或资本异化）。资本作为一种高度抽象、同质化的符号，穿透并结构着个体的存在。
3. 阶级、异化与符号学差异：对当前社会本质的再认识
在当前的阶级社会中（资本家阶级与无产阶级），个体在符号学层面是被异化的。资本家被欲望和符号系统（资本循环）所俘获，成为循环中的傀儡，其异化表现为一种虚无主义和被符号体系单向度的支配。无产阶级则遭受双重异化：身体和意识都被迫同质化、机器化，以生产（或支撑）符号系统（资本）所需的“一致性”（即具象的使用价值或劳动力本身）。劳动过程迫使身体屈从于某种符号秩序，趋于同质化（甚至以细胞癌变为隐喻）。
尽管在生物学上同属智人，但在符号学机制及其导致的意识结构层面，资本家与无产阶级的差异巨大，他们“不是同一种人类”。所谓普遍的“人类性”恰恰是一种虚假的概念，它抹杀了不同个体在符号学异化程度和方式上的根本差异，是一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建构，用以弥合和掩盖阶级矛盾。个体本质上是符号学动物，其主体性由符号机制所创设和规定，而不同阶级受到的符号学规训和异化模式是不同的。
在资本主义符号秩序下，个体找不到内在稳定的规定性或“人类性”。资本家在找不到时可能走向虚无并被欲望奴役，而无产阶级则面临“必须寻找/创造”的生存境况（一种康德式的“你必须，所以你能”的主体性）。无产阶级通过劳动生产出“一致性”——消费资料和部分生产资料，这些一致性是资本符号空转的基础，但同时其劳动过程也使得身体同质化，成为机器的延伸。他们通过损耗自身身体和意识来生产维持整个系统运作的“一致性”，而过剩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则被剥夺或用于供养资本家。
4. 突破资本逻辑与未来社会形态的探索
如果“人类社会的终极形态”意味着一个克服阶级和异化、真正体现普遍人性的社会，那么首先需要颠覆目前的资本符号机制。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其资源分配和权力组织不应再依赖于货币这种同质化、可无限堆叠、可自我增值的抽象符号。资本本身是死亡的权利符号，它通过支配物（其中包含被物化的人）实现自我增值，并将这种同质性和支配性向人的维度甚至意识领域拓展。
未来的社会形态可能需要探索差异化的、非累积性的符号机制。例如，废除无限堆叠的财富，设定个人财富上限（如每日额定的资源分配，不可累积），或者采用“权重货币”体系，即不同个体基于其社会角色、技能或需求，其货币单位在购买特定物品或服务时具有不同的权重。这种体系打破了资本的同质性和累积性，将资源分配与个体的具体性或社会功能相连接，而非与抽象的财富量挂钩。
技术层面，实现这种差异化、去中心化的资源调配和权力组织（例如权重投票）的可能性已经存在（如基于电子货币、区块链和复杂算法）。然而，当前的利益格局和既有建制缺乏打破现状、选择新模式的能力和意愿。人类似乎已经失去了政治和经济模式的选择权，并非因为没有选项，而是缺乏集体行动和突破的力量。
因此，“人类社会的终极形态”可能不是一个固定的蓝图，而恰恰是人类群体能够自由地、主动地选择和建构其社会主导性符号学机制的状态。面对外星入侵、生态危机或资源枯竭等不同的困境，人类能够根据具体情况，通过公共意志凝结，选择一种全新的、适合当时的社会发展机制。这种形态是无形的、不定的、开放的，它是一种能力，而非一个静态结构。
当然，这带来了一个循环论证的问题：谁来决定如何选择？权力的组织模式如何保障这一自由选择？这可能导向一个更高阶、多层次的决策模式。社会权力符号（如钱本质上是一种支配物的信用权利符号）也将是多样的、可选择的。未来的社会构成主体也可能超越生物学上的人类，包含人工智能、甚至其他位面的意识体或生命形式（在掌握灵魂学等技术后），与动物共存。将人类社会局限于生物学意义上的人类本身，可能是一种受现有意识形态局限的观念。
5. 结论：走向开放与再造的社会未来
“人类社会的终极形态是什么？”——这一问题本身可能是一种带有历史局限性的存在论式提问（Heideggerian “What is X?”）。每一个历史时期的“终极形态”或支配性符号，都代表着一种特定的存在论视域，它束缚并结构着个体与社会的关系。在资本主义阶段，“人类社会”本身成为了一个虚假的、同质化的概念，掩盖了不同个体间由符号异化造成的巨大差异。
要突破这种局限，认识到并可能参与建构未来的社会形态，需要我们超越现有的自然主义或线性发展观，深入理解社会运作的符号学机制。学习抽象思维（集合论、范畴论、现代物理数学模型、高级算法）有助于我们想象并构建新的、更高智能水平的社会符号机制，而非被当前“低智商”的资本机制所束缚。
最终，“人类社会的终极形态”或许不应被理解为一个既定的目标，而是一个永恒的、开放的过程——人类群体能够批判性地反思并自由地选择、创造和再造其社会符号学秩序的能力。这种能力本身构成了一种不定形的解放状态，而非某个具体的形态。我们的历史使命，或许正是要启动这一过程，瓦解现有的资本体系，探索新的、能够解放个体并允许差异性共存的社会组织方式，从而开启真正意义上的人类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