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义主义】政治-经济-意识形态批判（4-1）——理论家的实践与两种谢林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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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理论家立场及其辩证地位：一个框架性探讨 (范畴 4.1)
摘要： 本文基于对特定理论框架（范畴 4.1）的阐述，探讨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下理论家的位置与作用。通过分析该框架内历史、无产阶级与辩证法之间的结构关系，并区分两种谢林点（Subject-Object同一）的理解，本文界定了理论家共同体的标准——体系性、批判性及脱离资产阶级学术建制的实践独立性。理论家并非历史进程的主体或真理的直接掌握者，而是通过维持理论生产这一实践活动，作为客观历史辩证运动的一个环节，间接促进阶级意识的生成和历史必然性的显现。文章强调，理论的价值在于其历史现实效果，而非其内在真理性或主观体验。
关键词： 政治经济学批判；异化；理论家；无产阶级；辩证法；谢林点；阶级意识；阿尔都塞；卢卡奇；实践
引言
在对政治经济学及其核心概念——异化——进行批判性反思的理论场域中，理论家扮演着独特的角色。本文旨在阐述一个特定的理论分析框架（或可称之为范畴 4.1），该框架试图厘清历史辩证运动、作为历史媒介的无产阶级，以及作为理论生产者的理论家之间的复杂关系。不同于将理论家置于历史进程核心或视为真理唯一掌握者的传统观点，本框架强调理论家的实践性地位及其与客观历史运动的相互作用。
1. 范畴 4.1 的基本结构与历史主体问题
范畴 4.1 置于广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传统之下。其核心结构并非简单线性的历史叙事，而是一种辩证运动的框架。从宏观上看，该框架包含三个关键要素：历史本身（即辩证法）、作为历史媒介的无产阶级，以及历史辩证运动的实现。
首先，历史本身被理解为一种辩证过程（历史即辩证法）。然而，历史运动的实现，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视野中，必须通过特定的中介——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在此并非仅仅是历史规律的主观体验者，也不是凭借其心理体验、知性认识或理性反思来推动历史的主体。恰恰相反，本框架强调，无产阶级作为历史的主体，其主体性并非根植于其个体的心理或认知层面，而是体现在其生产活动、其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异化状态，以及由此形成的整个阶级所爆发出的整体性的否定性意向。
这种否定性意向是一种客观的意向性。它并非由个体主观设定，而是历史现实这一符号系统内在矛盾的体现。在资产阶级秩序下，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趋于停滞，符号系统“停止思考”。无产阶级的存在及其活动，特别是其异化状态和阶级形成后的否定性力量，使得历史现实的符号系统得以“恢复思考”，即根本性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开始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是不一定通过个体主观意识实现的，它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客观的、集体的行动倾向和实践。因此，无产阶级作为历史主体，指的是他们的活动和关系构成了历史符符号系统重新自我表达或自我认识的动力环节，是一种客体的、具体的普遍性（concrete universality）的体现。
与此相对，资产阶级由于其私有制基础，不具有普遍性，被历史的辩证运动所扬弃。尽管资产阶级在特定历史阶段（如第三等级）获得了政治权力，但其生产关系具有反动性和保守性，最终会限制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关系的进步。
2. 理论家共同体（Unit of Praxis）的定位与标准
在范畴 4.1 中，理论家的地位是独特的，他们构成了一个“理论家共同体”（Unit of Praxis）。这个共同体并非历史辩证运动的直接驱动者，但他们的理论活动构成了整个历史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理论家共同体必须同时满足两个维度的严格标准：
理论标准：体系性与批判性。 理论活动必须具备体系性，能够构建自身的理论框架，并与资产阶级学术界的理论体系进行对话甚至吸收其部分要素。然而，这种对话和吸收并非为了融入或遵从资产阶级学术规范，而是为了服务于其核心目的——批判现实。理论家的批判性必须是针对历史现实本身的，并将资产阶级学术共同体视为次要的、需要批判性地纳入自身体系的“他者”，而非平等的对话对象。这种批判性是普遍的否定性（Universal Negativity），其根本目的是否定现有秩序，而非实证性地肯定或描述现实（实证性仅是作为手段而非目的）。
实践标准：独立性。 理论家共同体的一个硬性要求是脱离资产阶级学术建制，实现经济上的自给自足。这意味着他们的生存不依赖于资产阶级大学体制的认可、资助或职位。这种独立性可能导致他们在文化上成为“普罗大众”，即其理论和学术产出在主流建制内“不值钱”或难以被直接整合和利用，只能通过其他方式（如出版、媒体、非建制组织）来维持理论生产。虽然在物质生活上可能仍是小资产阶级，但在文化和社会地位上，他们经历了与无产阶级相似的边缘化和“异化”。
理论家共同体的主要实践活动就是“维持理论生产”。这种理论生产并非纯粹的精神探索或真理追求，而是一种实践。其价值和成败取决于其在历史现实中的效果，而非其内在逻辑的完美性或主观意识的把握程度。
3. “谢林点”的两种理解与历史必然性
在范畴 4.1 的框架下，存在一个关键的本体论概念，可以借用“谢林点”来描述。谢林点象征着某种意义上的“主客体同一”。然而，对此存在两种不同的理解，对应着理论家把握历史必然性或阶级意识（阿尔都塞意义上的“客观可能性”）的不同方式：
早期/庸俗的谢林点（较低辩证层次）： 这种理解将主客体同一视为某种直接的对应或融合，例如主观意识直接体验或把握客观真理，哲学家或理论家的内在体验等同于世界运动的逻辑展开。这种观点倾向于将历史意识或阶级意识理解为一种可以被个体主观意识直接获取的知识或体验。虽然这种理解在理论上可能显得精巧（如早期谢林或某些黑格尔主义的通俗解释），但它未能充分把握历史辩证法的复杂性。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秉持这种较低层次谢林点理解的理论，其历史影响力和现实推动作用反而可能更直接、更广泛，因为它提供了看似清晰的主体目标和意识形态框架。
晚期/高级的谢林点（较高辩证层次）： 本框架倾向于采纳的，是更接近晚期谢林、后关联论以及受拉康、阿尔都塞影响的马克思主义者（如齐泽克）所理解的“谢林点”。这里的主客体同一不再是直接对应，而是主体内在的不一致性与客体（历史现实/社会关系）内在的不一致性的重合或短路。主体的内在不一致性体现为非个人的、无意识的、症状化的否定性意向，它不被个体第一人称意识所完全察觉，但表现为行动的倾向性和实践本身。客体（如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在不一致性则体现为其固有的矛盾。这两种不一致性，或者说主体无意识的否定性与客体结构性矛盾的同构，构成了真正的历史必然性或阶级意识（客观可能性）。这种意识是“超个体的”、“非个人的”（impersonal），它不栖居于任何个体的心理或认知中，而是弥散于社会关系和实践活动中。
理论家尽管难以（甚至不可能）凭借主观意识直接把握这种“晚期谢林点”，但其理论生产活动可以促进这一客观不一致性得以某种符号化的表达，或者说，理论家的理论构成了客体借助主体化的符号系统来表达自身矛盾的一种方式。理论家的“正确认识”并非代表超历史的真理，而是作为一种要素，可以促进阶级意识（作为客观不一致性）的发生和历史必然性的推进。即使理论家将谢林点误解为第一种类型，只要其理论和实践活动客观上参与并推动了历史辩证运动，他们依然是这个框架下的“理论家”。
4. 理论家的辩证地位与界限
综上所述，理论家在范畴 4.1 中具有辩证的地位：
- 他们并非历史运动的本体论主体，历史的主体是无产阶级（以其客观实践和关系而言）。
- 他们并非真理的直接掌握者，对历史必然性或阶级意识的把握是间接的、理论性的，且理论本身必然带有局限性和错误。
- 他们的理论活动是一种实践，其价值在于其历史现实效果，而非其纯粹的思想高度或内在一致性。
- 他们通过脱离资产阶级建制、维持理论生产，并在理论上对现实进行普遍否定性的批判，成为历史客观进程中的一个动力环节，能够生成一种“理论性的权力”，间接影响客观的意向性发生过程。
需要警惕的是，范畴 4.1 的理论家必须将其批判根植于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异化这三个维度。如果理论批判脱离了这一基础，沦为纯粹的文化批判（按照本框架的理解，文化概念本身可能是一种资产阶级整合性的概念），未能将文化现象置于其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异化结构中加以分析，那么这种理论就失去了范畴 4.1 的地位，甚至可能与该框架绝缘。一些历史上的理论流派（如法兰克福学派的某些倾向）在此可能需要加以区分，判断其批判是否仍以政治经济学和异化批判为核心。
理论家对历史进程的影响是复杂的。将历史进程理解为“历史经由人民，然后抵达理论家”的三段式，是一种理论家在自我意识中构建的理想构型，往往是错误的。历史是自身辩证运动的展开，无产阶级是其媒介，而理论家只是这一客观运动中的一个环节，他们的理论构想能够影响进程，但不能规定其终极目的或形式。真正的历史进程往往会超出理论家的预设和理论共同体的范围，诞生出行动者共同体。
结论
范畴 4.1 提供了一种理解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下理论家角色的独特视角。它拒绝将理论家置于超然的地位，而是将其锚定于具体的历史现实和实践活动之中。理论家的核心任务是维持独立于资产阶级建制的理论生产，并以体系性和普遍否定性的方式批判现实。他们对历史进程的贡献不在于主观地把握或指挥历史真理，而在于作为历史客观辩证运动中的一个环节，通过理论的符号化构建，间接影响和促进阶级意识的显现和历史必然性的实现。这种理论实践的价值，最终由其在复杂、有时混乱的历史现实中所产生的效果来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