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刻钟哲学】《存在与时间》为什么没有写完？因为海德格尔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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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未竟的《存在与时间》：齐泽克视域下的海德格尔及其政治意涵

摘要

马丁·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作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哲学著作之一，其未完成的状态及其后续的思想发展引发了广泛讨论。本文以齐泽克在《敏感的主体》（或其他相关著作）中的批判性视角为切入点，探讨《存在与时间》未完成的原因及其隐藏的哲学与政治困境。文章分析了海德格尔原初的写作计划、已完成部分的核心概念（此在的生存分析、本真与非本真），以及未竟的第二部分——将时间作为存在论的先验视域的探讨。接着，本文着重阐述齐泽克关于海德格尔回避了“先验主体性”或“先验想象力”这一关键维度的批判，认为这导致了海德格尔对激进的个体与集体的创造性力量的规避，最终使其思想更容易滑向保守甚至极右翼的政治立场，而非导向真正面向未来的革命性转变。

关键词：《存在与时间》；海德格尔；齐泽克；未完成；存在论；时间性；本真性；先验想象力；政治哲学

1. 引言

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存在与时间》（Sein und Zeit）无疑是现象学、存在主义乃至整个20世纪大陆哲学的基石性文本。然而，这部雄心勃勃的著作并未按照其原定计划完成。特别是其核心承诺——将“时间”揭示为理解“存在”的视域——在已出版的部分中仅得到了有限的探讨。本文旨在考察《存在与时间》未完成这一事实背后可能蕴含的哲学挑战，并借鉴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Žižek）在其著作（如《敏感的主体》The Ticklish Subject）中提出的批判性观点，深入分析海德格尔思想中可能存在的断裂及其潜在的政治哲学意涵。齐泽克认为，《存在与时间》中蕴含的某种激进革命性，被海德格尔后续的“语言学转向”或更广泛的“转向”（die Kehre）所遮蔽甚至背叛。本文将沿着这一线索，探讨海德格尔如何规避了其早期思想中触及的、关于主体性与创造性力量的更为深刻的问题，并分析这种规避如何与其后来的政治倾向相关联。

2. 《存在与时间》的原初构想与实际完成情况

根据海德格尔的原初写作计划，《存在与时间》应分为两大部分。

第一部分旨在对“此在”（Dasein）进行存在论分析，以此为理解“存在”问题奠定基础。这部分原计划包含三个环节：
卷一：从日常生活中揭示此在的“向来在其”（Jemeinigkeit），即此在的个体性与独特性，并发展一种存在主义的分析方法，描述日常生存状态（如上手性、在手性、烦、畏等）。
卷二：在卷一的基础上，更深入地分析此在的存在结构，包括其主体性。这一部分被一些批评者认为是“主体主义的”，因为它似乎将整个世界的存在都关联到此在的存在。
卷三：计划从个体“向死而在”（Sein zum Tode）的本真性过渡到群体（如“人民”，Volk）的本真性，这涉及对“命运”（Schicksal）或“天命”（Geschick）的领受。

然而，实际出版的《存在与时间》只包含了第一部分的卷一和卷二。为了达到一定的篇幅，海德格尔将原计划中属于卷三的一些内容（关于历史性、命运等）添加到已完成的部分中。因此，《存在与时间》严格意义上并未完成对原初第一部分的完整阐述，更重要的是，它几乎没有触及原计划的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也是原著最为关键但完全未能付梓的部分，本应探讨“时间”作为存在问题的“先验视域”（transzendentale Horizont）。海德格尔计划在这部分追溯哲学史上对时间的不同理解，将其视为不同“存在论操作系”的基础。他认为，哲学史上存在几种重要的“时间样态”（Zeitlichkeit），对应于不同的存在论范式，例如：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时间性（可能偏向工具性或目的论）
笛卡尔（Descartes）的时间性（数学化、线性）
康德（Kant）的时间性（某种空间化的时间观）
海德格尔自身的时间性（基于此在的“站出式”时间性，ekstatische Zeitlichkeit）

虽然这部分内容未能出现在《存在与时间》中，但海德格尔在其后来的著作中部分地探讨了相关主题，例如《康德与形而上学问题》（Kant und das Problem der Metaphysik）分析了康德的时间观，而《现象学的基本问题》（Die Grundprobleme der Phänomenologie）则讨论了笛卡尔等人的时间观。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说，《存在与时间》的书名“存在与时间”并不完全符实，它更多地是此在的存在分析，对时间性的探讨，尤其是将其作为普遍存在论视域的探讨，是高度受限且不完整的。有观点认为，这本书或许更应该被称为“存在与命运”（Being and Destiny），因为它在第一部分末尾部分对命运有所着墨。

3. 齐泽克的批判：回避先验主体性与创造力

齐泽克在《敏感的主体》等书中对海德格尔提出了尖锐的批判。他认为，《存在与时间》本可以释放一种强大的、激进的哲学力量，这种力量源于对个体本真性（authenticity）的深入分析。然而，海德格尔未能或不愿深入探索个体本真性与“先验主体性”（transzendentale Subjektivität）或更具体地说，与康德意义上的“先验想象力”（transzendentale Einbildungskraft）之间的关联，从而规避了其早期思想中蕴含的真正革命性潜力。

在齐泽克看来，海德格尔对本真性（本真状态 vs. 非本真状态）的二元划分，虽然揭示了此在的不同生存模式，但他过快地将克服非本真状态的路径导向个体“向死而在”的决断以及随后的群体命运的领受，而跳过了对本真个体其核心创造力的考察。

真正的“本真性”或“做出决断”并非在既定的选项A、B、C、D中进行选择。这种选择自由在海德格尔看来甚至可能是一种“病态的自由”，一种“消费主义的美式自由”。真正的决断是能够创造出全新的选项，是一种突破环境、颠覆既有框架的能力。这种创造性力量能够将原本不存在的、不可能的选项，“追溯性地”（retrospectively）变为一种必然的选项。

齐泽克认为，这种创造性的能力与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探讨的“先验想象力”密切相关。先验想象力并非简单的感官经验的复制或组合（如经验性想象力），而是将概念转化为图像或直观的能力，是一种自发的综合活动，它是知性范畴应用于感官材料的中介。例如，当我们思考“三角形”这个概念时，即使眼前没有实际的三角形，先验想象力也能使我们头脑中浮现出一个三角形的图像。这表明概念体系本身就具有一种“图像化”或“现实化”的能力，它不仅是抽象的符号或函数，也能生成感性的内容。在某种阈限状态下，如半梦半醒时，意识控制减弱，这种先验想象力更容易“喷涌而出”，使符号系统直接转化为具体的图像体验。

齐泽克的核心论点是：海德格尔在其对本真个体的分析中，触及了这种创造性决断的能力，但他没有像康德那样深入探究其作为“先验想象力”的功能，特别是其历史性的创造力。这种力量不仅使个体能够突破既定环境，更能够“追溯性地”重塑或“篡改”历史，使新生事物显得仿佛“本来就如此”。这种本体论上的创造性事件，海德格尔在后来的思想中称之为“本有”（Ereignis），但他却不敢直接面对它，尤其不敢承认其与主体性的深刻关联。

4. 回避集体创造力及其政治后果

海德格尔对先验主体性及其创造力维度的规避，在齐泽克看来，尤其体现在他对这种力量集体维度的拒绝。如果说个体本真性是创造全新的可能性，那么集体的先验想象力则是创造全新的社会历史可能性，即革命性的范式。

齐泽克认为，正是由于海德格尔回避了这种集体的、面向未来的创造性想象力，他转向了纳粹主义。纳粹主义所追求的群体本真性，并非面向未来创造新的历史，而是一种回溯到幻想中的“前现代”本真状态的尝试，例如对古代日耳曼或希腊智慧的复兴。这是一种逃避现代性（尤其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和过度自由、否定性）“过剩”和压力的策略。

然而，这种前现代的“本真状态”在齐泽克看来并非真实存在，而是一个效果（effect）或幻觉。它是现代性“过剩”本身所产生的致命压力，使得人们在逃避它时，将一个想象中的避难所——所谓“本真状态”——投射得极其强大和深邃。恰恰是因为主体（个体或集体）面对现代性的挑战时“松了”（hesitated/retreated），不敢迎面硬抗并创造新的未来，才幻想出可以通过回归过去来获得本真。如果真正回到前现代，只会发现那是另一种“繁殖”式的生存。因此，纳粹对群体本真性的追求，本质上是一种对现代性困境的失败回应和逃避。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齐泽克认为真正的革命性集体的先验想象力，例如列宁主义的国家革命论，敢于想象在现有条件下“不可能”的革命范式（如在单个国家实现社会主义成功），并将其变为现实。这种面向未来的创造力，正是海德格尔所规避的。

海德格尔晚期的思想，从齐泽克的角度看，是一种“退缩”。他不再强调此在的积极决断，而是转变为一种对“存在之澄明”或“本有”的被动接受者。这种“三重时间性”（现在、过去、未来）的接受者状态，虽然也涉及某种敞开，但缺乏早期思想中蕴含的颠覆性创造力。这种对创造性主体性（特别是集体创造性主体性）的回避，使得海德格尔的思想更容易被反动政权所利用，为它们提供一层看似深邃的哲学外衣，模糊其破坏性和愚蠢的本质。

5. 超语言的迷思与意识形态的危险

进一步地，齐泽克（以及德里达在《论精神》Of Spirit中的分析）指出，海德格尔对本体论差异、存在之真理的追寻，常常指向某种超越日常语言和传统形而上学框架的“超语言”（meta-language）或“跨语言”（trans-language）。海德格尔认为这种领域无法被工具理性或“在场形而上学”所把握，但他试图通过其独特的哲学方法和策略来触及它。

然而，这种对“超语言”或超越性领域的追求，即使是批判性的，也可能存在风险。德里达在《论精神》中通过分析海德格尔对“精神”（Geist）概念的使用，揭示了其思想与某种极右翼天主教思想结构之间的共鸣。这表明，即使是旨在解构传统形而上学的复杂哲学探索，如果回避了核心的政治哲学问题——特别是主体性、创造力及其集体维度——也可能在无意中（或有意中）与危险的意识形态结构产生联系。

6. 结论

马丁·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作为一部未完成的著作，其未竟之处不仅是一个文本结构问题，更可能折射出其思想内部在处理主体性、创造力与历史性问题时遇到的深刻困境。借鉴齐泽克的批判性视角，本文认为海德格尔对个体本真性中蕴含的“先验想象力”这一维度的规避，以及他对集体的创造性力量的回避，是其思想轨迹中的一个关键断裂点。这种规避使其未能充分释放其早期思想的激进潜力，反而使其后期的思想更容易被用于合理化对现代性困境的保守或反动逃避，并为极右翼政治提供哲学上的辩护。

因此，尽管海德格尔的本体论探索具有深刻的哲学价值，但在评估其思想时，必须对其潜在的政治内涵保持高度警惕。尤其是那种将海德格尔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等左翼理论生硬嫁接、试图用其概念来“解读”革命实践的尝试，往往蕴含着危险的意识形态倾向。对《存在与时间》未完成状态的考察，以及对齐泽克等人的批判性解读，提醒我们，哲学的选择与政治的立场并非完全独立，尤其当哲学触及到个体与集体的行动、历史的变迁和未来的可能性时，其潜在的政治意涵不容忽视。区分纯粹的哲学探索与其危险的政治意识形态化应用，对于批判性地理解和运用海德格尔思想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