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义主义】经济学哲学批判（4-1-1-1）——从客体间性和意识发生学机制，走向真正的人类历史，理论家的第一种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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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马克思早期批判理论的发生学：基于《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探讨
摘要
本文旨在基于语音转录文本，阐释马克思早期思想的核心——《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所构建的批判理论体系。该体系独特之处在于，它同时对政治经济学和哲学展开深入批判，揭示两者共享的意识形态结构。文章将探讨这种批判的哲学基础，特别是其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思想的扬弃，强调其以“对象性”和“客体间性”为核心的发生学机制。进而分析手稿如何从理论批判过渡到实践命令，将经济学哲学批判转化为变革现实的动力，并阐述其最终指向的人类“真正的历史”——即人的类本质的实现。最后，文章将反思理论家承担此项批判工作的必要条件及其实践路径。
关键词： 马克思早期思想；经济学哲学手稿；批判；对象性；客体间性；扬弃；类本质；实践
引言
卡尔·马克思早期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是理解其思想发展轨迹及其成熟理论体系，特别是《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石。不同于后来的系统性著作，《手稿》以一种更具哲学探索和发生学意味的方式，同时对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和黑格尔以降的德国古典哲学进行了双重批判。这种批判的目的在于揭示隐藏在这两种看似不同的思想体系背后的共同意识形态结构，指出其在维护现有社会关系上的“歪曲性”，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种能够指导现实变革的理论。本文将沿着语音转录文本提供的线索，深入剖析《手稿》批判理论的发生学基础、实践指向及其对理论家的要求。
一、经济学与哲学的双重批判：共享的意识形态结构
《手稿》的核心任务之一是揭示政治经济学（特别是古典经济学）与德国古典哲学所共享的意识形态结构。尽管经济学似乎关注物质计算和规律，而哲学则探讨精神和理念，但马克思认为它们在深层结构上表现出相似的“歪曲性”。例如，一种可能表现为对数理性的过度强调，另一种则偏向唯灵性，但两者都未能真正触及现实的根本矛盾，反而以不同的方式固化或合理化了现存的社会关系。
《手稿》中的批判要求经济学必须深入理解哲学，而哲学也必须贯通经济学。这种“彼此通达”并非简单的学科融合，而是一种相互的批判性穿透，旨在剥去两者各自的表面形式，直达其共同的意识形态本质。这种批判不仅指向特定的理论观点，更指向这些理论所反映和维护的现实结构。
二、批判的哲学基础：对黑格尔与费尔巴哈的扬弃
理解《手稿》的哲学基础，必须考察马克思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和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批判性继承。马克思赞赏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对历史过程、异化以及批判性思维的深刻洞察，尤其肯定其将现实视为历史动力学机制的建构过程。然而，马克思尖锐地批评黑格尔的辩证法，特别是其“否定之否定”原则最终导向的“扬弃”保留了被否定的现实环节，并在“绝对知识”阶段以一种纯粹精神的、观念的方式与现实达成和解（reconciliation）。
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的批判停留在对象性、本体论或观念层面，未能触及物质现实的根基。他认为黑格尔式的“扬弃”在观念上超越了现象，却允许现象（如私有制、国家、家庭等社会关系）在现实中继续存在并不断再生产。马克思的态度则更为激进：他要求对这些现实环节进行“现实的摧毁”和替代，而非仅在精神上“扬弃”或收集。这种批判是从观念层面走向现实层面的决定性飞跃。
在此基础上，《手稿》提出了一种基于“对象性”（Gegenständlichkeit）和“客体间性”（Objektivität）的发生学本体论。文本中强调，生命（特别是具有生命的物质，有机体）的存在本质力量在于“外化”（Entäusserung）自身，将内在的力量投射、设定（positing）为外部的、对象性的场域。然而，这个被设定的外部场域最初表现为“异己的”（alien/异己）力量，是欲望和匮乏的来源，需要通过他者（世界）来满足。
意识的发生学机制正源于这种“客体间性”。意识并非脱离物质的另一个维度，而是“物间的展开性”（die Entfaltung von Dingen aufeinander）。一个物质或生命向其他物质的展开，即是其意识的显现，表现为其“对象性本质”（gegenständliches Wesen）。这种展开性是相互的：如果一个生命能够将他者对象化，将之引入其意识的体验场，那么他者也能将这个生命对象化。意识的场域是由有机体的物质性力量所投射和设定的，但在这个场域中遭遇的对象是强大的、异己的。重要的是，这种对象化的过程并非发生在一个统一的、中介性的或先验的场域中。每个生命体都在其自身的物质性力量驱动下，设定其独特的、复数的对象性场域。不存在一个先定的、普适的“上力视角”来统合这一切。对象性或客体间性是多元的、历史性的、持续发生的。
人类的存在则更进一步，不仅具有基本的对象性意识发生机制，更具有“类本质”（Gattungswesen）。类本质是人类独有的、更高的存在维度，表现为一种“自反性的符号化”和知识的发生。这使得人类能够维持一个“虚构的位面”，一个符号性的场域，并能将这个虚构位面视为真实。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在某种程度上描述了知识维度（现象）的扬弃过程，但马克思认为黑格尔最终将现象本身的存在作为目的，未能摆脱对现有物质关系的维护。相比之下，马克思强调通过否定现象的现实存在，使其真正成为历史环节，从而抵达人的类本质得以自由全面发展的阶段。
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虽然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但马克思认为其类本质概念未能充分把握批判性和变革性，可能重新走向一种缺乏辩证发展的模式。马克思的批判继承了费尔巴哈对人的关注，但将其置于更深刻的物质本体论和历史发生学框架下，并将其转化为指向现实行动的指令。
三、从理论批判到实践命令：“命令书”与现实变革
《手稿》的批判并非停留在理论分析层面，而是内蕴着强烈的实践指向。这种理论被赋予了“命令书”（Orders/Imperative）的性质，成为一种“军事地形学”（Millie Terrain）式的命令发生机制。经济学哲学批判揭示了资本主义体系的内在矛盾和荒谬性——一个宣称创造幸福的系统，实际上却在不断生产人类的不幸和痛苦（如“双重内卷”：无产者过劳、失去生殖能力，小资产阶级跌落，双向被卷入苦难）。这种痛苦和矛盾是由体系化的方式持续生产出来的，是冰冷的、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现实。
理论批判的立场性（立场性）在此显现：它不仅仅是分析，更是决断。对于那些维护现有经济模式和社会机制（如资产阶级法权、传统伦理等）的所谓“客观精神”和“社会建制”（Social Institution），只要它们阻碍经济学批判所揭示的现实变革方向，哲学批判就要求在现实层面“干掉”它们，废除它们的存在。这不同于黑格尔在观念上扬弃宗教或国家，马克思要求在现实中解散宗教组织，用新的组织模式代替私有财产、婚姻、家庭等旧有环节。
这种实践命令的合法性正来源于深入的经济学哲学批判。批判体系通过揭示现有体系的非理性和压迫性，为局部乃至全局性的行动提供了完整的辩护。它不仅驳斥了现有体系及其辩护者的反驳，更在理论上确立了变革的必要性和具体路径。正如语音文本所言，手稿最终“要成为命令书”，成为“行动的命令大权”的基础。这种命令依赖于对黑格尔现象学环节的批判性继承，将那些在黑格尔那里被观念扬弃的环节，转化为在马克思这里需要被现实摧毁并重塑的历史环节。
四、人类的“真正的历史”：类本质的实现
《手稿》所隐含的目的论指向人类的“真正的历史”。马克思认为，迄今为止的大部分人类历史（特别是在资本主义时代）仍处于“动物的历史”阶段。在这个阶段，绝大多数人（无产大众）被迫为生存而劳作，其人性被压抑，沦为劳动的奴隶。他们的存在仅限于满足基本的、肉体性的欲望和需求，被异化为仅仅是客体性的存在，或者说仅仅是其“物间性”的低级显现，其类的本质——自由创造和全面发展——被压制。
马克思设想的“真正的历史”是人类超越生存困境、不再需要为了生存而出卖自身、不再把自己变成奴隶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人类的类本质得以充分实现。人类的创造、精神消遣、对思想维度和内在世界的探索（如哲学、艺术、科学研究、精巧的发明）成为社会发展的目的本身。这不是黑格尔哲学家精神世界中的超越，而是整个人类社会进入一个更高的、自由和创造的阶段。只有突破了资本主义的束缚，人类才能从“动物的历史”进入真正属于“人的历史”。
五、理论家的条件与实践路径
承担这项经济学哲学批判工作的理论家，并非孤立的、超然的存在。《手稿》及其内涵的批判实践对理论家提出了特定的要求。语音文本中提到，理论家“一定得脱产”，且“不能被反动力量豢养”。这不仅是经济上的独立，更是思想上不依附于维护现有体系的势力。这种独立性是进行彻底批判的必要前提。
更重要的是，这种批判实践本身并非空穴来风。它要求理论家进行艰苦的理论准备工作。这包括但不限于深入研究经济史、经济学说史、社会模式的发展和变化史。只有通过对经济现实、各种经济体系、现实苦难的深入观察和研究，把握其内在结构和真结，才能进行有力的体系化批判。因此，理论家的“实践”首先表现为这种广泛而深入的理论准备。这种准备工作 本身，即“观察”、“思考”、“研究”，构成了“411”（或许是某种代指）所代表的理论家实践方法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所谓的批判和变革就如同“小孩子家家玩游戏”，无法产生“广泛的现实性影响”。
结论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早期思想的杰作，它建立了一个独特的、联结本体论、发生学、认识论与实践论的批判体系。通过同时批判政治经济学和哲学，马克思揭示了它们的意识形态局限，并提出了一种以“客体间性”为基础的物质发生论，进而发展出“类本质”的人类存在论。这种理论批判不是终点，而是通向现实变革的“命令书”，旨在推翻旧有压迫性社会关系，导向人类类本质得以自由实现的“真正的历史”。完成这项任务对理论家提出了严格的要求，首先是进行深入而广泛的理论准备，将现实观察、历史研究与哲学批判融为一体，这构成了理论家实践的根本路径，也是其批判能否产生广泛现实影响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