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义主义】Financial Capitalism（3-3-3-4）——不学就会的无意识哲学，永不终止的生存论危机，现代原子化主体的永恒偏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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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资本主义作为一种主体性结构与生存论形态的探究
摘要
本文旨在分析一种特定形态的金融资本主义，视其为一种超越纯粹经济范畴的现象，进而审视其所建构的精神结构、主体性状态以及生存论危机。基于对特定话语的转录分析，本文探讨了这种形态如何表现为一种“哲学信仰”或“人生信仰”，其主体如何援引尼采式的“超人”概念以应对生存论困境。重点分析了其脱离生产、寄生于无产阶级、并将金融投机等同于本体论思辨的特征。进一步考察了其内部的享乐机制（特别是与痛苦和自虐的关联）、对权力的追逐、本体论上的符号化彻底性以及核心运作机制——任意性的“偏写”（clinamen）。最终，文章提出将其理解为一种“无意识哲学”，其中非人化的意志力量通过金融体系进行自我中介和结构化，而人类主体则沦为操作符。
关键词: 金融资本主义, 生存论危机, 主体性, 尼采, 思辨, 投机, 享乐, 痛苦, 偏写 (Clinamen), 无意识哲学
引言
传统的资本主义研究多聚焦于其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及社会结构。然而，随着金融资本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日益凸显，一种脱离实体生产、高度依赖符号运作和投机活动的金融资本形态应引起更深层次的哲学与主体性反思。本文尝试分析一种特定视域下的金融资本主义，该视域将其视为一种具有独特精神结构和生存论维度的现象。通过对一段描述这种现象的话语转录进行解读，本文旨在揭示其内在的矛盾、运作逻辑及其对人类主体性构成的挑战，并将其置于一种非典型的哲学分析框架下考察。
1. 金融资本主义的本体论与精神结构
本文所探讨的金融资本主义，并非泛指所有金融活动，而是特指一种以金融投机为核心、完全脱离实体生产的资本形态。这种形态下的代表人物被描述为“脱产的专业金融投机者”（脱产的专斯Finalcial Speculation），他们不参与工业或服务业等传统生产过程，其生存活动本身即被视为一种“游戏”，类似于“打游戏”或“击鼓传花类游戏”。从社会学角度看，他们被视为“寄生性的无产者”（寄生信的Prolotaryate），尽管拥有资本，但其生存基础并非源于生产性劳动或所有权收益，而是基于对符号和规则的操纵，这使得他们与依赖生产资料的传统资产阶级（Bourgeoisie）存在根本差异。
这种金融资本主义被提升到精神和信仰层面，被描述为一种“哲学信仰”或“资产阶级（墨尔乔亚）的人生信仰”。其精神结构被认为是“崩坏了的”（崩坏了的），这暗示着它在传统意义上缺乏稳固的本体论基础或内在一致性。然而，正是在这种崩坏中，它试图构建一种新的生存意义。
2. 生存论危机与尼采式应对
这种形态的核心驱动力被认为是“生存论危机”（生存论危机）。面对生存的虚无或不确定性，这些金融资本家试图通过成为他们所理解的尼采式的“超人”（契无隐，或称尼采主义的超人形态）来解决危机。这种“超人”并非通过创造新价值或自我克服来实现，而是通过一种特定的方式——成为“替统治所说的”（替统治所说的，或许意指成为统治符号的执行者或体现者），即通过沉浸于金融投机活动来实现。金融投机被视为一种治疗生存论危机的方式，一种克服虚无感的尝试。
更进一步，金融投机活动本身被等同于“思辨哲学”（丝变哲學），尤其是转向存在论或生存论的思辨。这种等同性体现在：金融投机并非仅仅关于逐利，而是一种通过“投入”（投进去看，投石问路）来“看一看”、“猜一猜”事物的本质结构（本体论到底是什么结构，本体论到底怎样）。通过金钱作为“筹码”，他们对现实的本体论进行探问和博弈，这被认为与思辨哲学的精神一致，即通过概念或投入生命张力来切入和理解本体论结构。因此，金融资本主义在此意义上被视为一种“观念论哲学”，并且是“大的观念论哲学下面的生存论哲学”，一种“尼采主义的同一生存论哲学”（同一生存论哲學）。
3. 本本体论的彻底符号化与罪性
在本体论层面，这种金融资本主义彻底地“本体论化”（完全本体论化），但并非通过实体或存在，而是通过“符码”（符號）。由于其完全陷入金融资本的投机活动，其本体论世界只剩下符号，没有“本体性的剩余”。金钱在此不仅是交换媒介，更是“通用交换符号”、“通用资源交配符”，是金融投机活动得以进行的纯粹形式。
这种金融资本同时内含一种“原罪”（原罪）或“罪性”（罪）。它通过自我增殖和掠夺（掠奪整個社會財富）来运行，并且必然依赖“盘外招”（盘外招），如内幕消息、非法交易等，而不仅仅依赖市场内在规则。这构成了其固有的不合法性或道德缺陷。这种罪性与彻底符号化的本体论相互关联，符号的增殖往往伴随着对现实的扭曲和掠夺。
4. 享乐、痛苦与权力追逐
这种金融资本家的生存状态与特定的享乐机制紧密相连。他们从产业资本（左边，有秩序）获得的财富为他们提供了感官上的“享乐”（響樂），但这种享乐是“过剩响乐”（過剩響樂），似乎无法真正满足他们。真正的驱动力在于金融投机本身带来的精神享乐——一种“冒险精神享乐”（冒險精神響樂）。然而，这种精神享乐并非纯粹的愉悦，而是与“痛苦”（痛苦）紧密相连，甚至是将痛苦视为享乐（把痛苦当成快乐去享受他，去压抑他）。这种痛苦是“自虐性的痛苦”（自虐性的痛苦），一种“压抑的”（很压抑的）状态。
这种痛苦和生存危机被视为调和其感官享乐与精神享乐的场域，也是其主体性得以维系的机制。通过持续处于生存危机和自虐性痛苦中，他们感受到一种独特的快感和存在感，这甚至超越了通过物质财富获得的满足。这种机制被认为实现了尼采晚年设想的将痛苦视为快乐去享受的状态，一种“完成的完全中介性”（完成的完全中介心）。
这种主体形态同时表现出“极端的支配型人格”（極端的支配型人格），渴望通过其金融符号游戏来“主宰一切”（主在一切）。他们追求对资产阶级政权（不耳巧耀的那個權力，regime）的权力预求（預求）。然而，他们又无法真正驾驭这种权力，因为他们“受不了任何的符号化”（受不了任何的符號化），他们的本体论虽彻底符号化，但其主体由于生存危机，在目的上不可能被稳定地符号化（無法符號化）。这种“过剩符号化”（過剩复豪化）导致他们无法形成有序的、层级化的体系，而表现为一种“超频的”、“高速循环的疯狂”（高速循環的瘋狂），而非理性。他们因此被视为一种“歧视阶层”（歧視階層），无法驾驭基于信息主义的国家机器。
5. 缺乏目的论与作为根基的“偏写”（Clinamen）
在这种金融资本主义的运作机制中，存在着根本性的“缺乏目的论”（沒有目的論）。其发生学过程，从本体论思辨到符号化、罪性、享乐与痛苦，似乎并没有一个预设的终极目标。然而，在这种无目的性中，存在着一个核心的运作原则——“偏写”（偏寫，Clinamen）。
“偏写”是原子论中的概念，指原子运动的任意偏离。在这里，它被用来描述金融资本投机活动及其背后主体性的一种基本运动形式。这种系统会“不停地偏写”，这并非随机错误，而是主体的“任意性”（主體的任意性）的体现。这种偏写使得系统无法形成概率论上的“闭合”（概率論上的避合）或稳固状态。
悖论在于，这种持续的、任意的偏写运动，尽管看似缺乏根基，却反而成为了其“根据性的”、“实质性”的支撐（根據性的，實質性的一個，一個支撐）。通过不停地偏写，主体感受到意识性的存在（才有意識性的根據）。这种偏写是其享乐的特定方式（享樂的特定方式），它通过提供痛苦（需要这种偏写，为它提供痛苦）来支撑享乐，从而维系其“完成的完全中介性”。偏写使其能够伪装成各种形态（伪装城是自己，伪装城是意识性的，伪装城是超越的，伪装城是超人），但其本质运动仍是这种无目的的偏离。
尼采式的“超人”在此被扭曲地实现：重估一切价值不再是哲学或道德上的创造，而是在金融交易系统中通过操纵市场价值体系来实现。然而，这种系统是“同质化的”（同志化的），只允许一种“均质符号”（軍志符號）的运行，其内部的身份或权力等级（最壓全力）被视为这种均质符号产生的“假东西”或“自我内在矛盾”。真正的对立性（真正的對抗性）——无产者（真的壓抑就是無產者）——被压抑，而金融资本家自身的压抑则表现为不停的偏写。
6. 金融资本主义作为“无意识哲学”
最终，这种现象被赋予了一个更为激进的定性：它是人类史上“唯一一个无意识的哲学”（唯一一個無意識的哲學）。这意味着这种哲学并非由人类主体有意识地思考和构建，而是“物质世界在思考”（物質世界在思考），是由“世界当中的那种非人化的意志性力量”（非人化的意志性力量）驱动和结构化的。
金融资本体系，特别是货币体系，被视为具有“自中介性”（自中介性）——它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人类主体的决策和意志进行运作和自我结构化。人类主体在这种哲学中并非掌控者，而是被掌控、被裹挟的“傀儡”（回雷）。这种无意识的自我结构化过程，通过上述的彻底符号化、投机性本体论、痛苦中的享乐以及作为根基的偏写机制得以实现。
这种哲学被视为“人类主体性的道转”（道轉），一种“绝对的、无头的主体性道转”（絕對的，無頭的主體性道轉），甚至是主体性的一种“绝对的畸态”（絕對的姬態）或“变态”（變態）。它体现了一种危险的“闭合”（危險的避合），不同于其他哲学体系的闭合，这种闭合依赖于主体性的中介，依赖于主体通过支配他人、感受痛苦来维系其“回环”（維持這個回還）。最终，这种主体性被认为注定会陷入“信道错”（信道錯），一种根本性的认知或存在上的错误。
结论
本文基于特定话语转录，将金融资本主义分析为一种复杂的、跨越经济、哲学、心理和社会层面的现象。它不应被简单视为一种经济模式，而是一种独特的生存论形态和主体性结构。这种结构以脱产投机为核心，将金融活动上升为一种应对生存论危机的思辨游戏，其本体论是彻底符号化的虚空。其主体在痛苦中寻找享乐，在偏写中寻找根基，追求权力却无法稳定驾驭。最终，它被激进地解读为一种“无意识哲学”，由非人化的力量驱动，将人类主体推向边缘和畸变。这种分析视角揭示了极端金融化可能带来的深层精神和存在风险，以及现代主体性在面对符号和资本体系自主运作时的脆弱与异化。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究这种“无意识哲学”的具体运作逻辑、其与更广泛社会结构的关系以及其对人类未来可能产生的更广泛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