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便聊聊】外卖骑手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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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资本主义下的零工经济与劳动者困境：基于外卖骑手群体非正式抗争的观察
摘要
本文基于一份口述文本，对外卖配送领域平台资本主义下的劳动者生存状况、矛盾根源及非正式抗争形态进行了初步探讨。文本反映了外卖骑手群体面临的低报酬、高强度劳动、平台剥削、罚款机制以及由此引发的劳资冲突。分析指出，劳动供给过剩、经济下行背景下的激烈竞争是导致骑手困境的重要结构性因素。同时，骑手群体的高度流动性和原子化状态限制了其组织化斗争的能力。文本的观点强调，当前发生的零星抗争更多是生存压力下的自发表象，缺乏明确的政治诉求和有效的策略。文章进而结合历史语境，对比分析了当代零工经济劳动者与传统工业无产阶级在组织和斗争上面临的不同挑战，并提出一种将斗争焦点置于直接管理者（如配送站点站长）的策略建议，认为这可能是在复杂平台生态中实现劳动者权益保障和组织化的一个潜在路径。
关键词： 平台资本主义；零工经济；外卖骑手；劳动者权益；非正式抗争；阶级分析
1. 引言
近年来，数字平台的崛起催生了庞大的零工经济，以外卖配送为代表的行业吸纳了大量劳动力，成为经济运行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伴随行业高速发展的是平台劳动者日益凸显的权益保障问题。低薪、罚款、高强度、缺乏社会保障等已成为该群体普遍面临的困境。本文旨在深入分析这种困境的结构性根源，并考察在平台经济特有生态下，劳动者所采取的非正式抗争形态及其局限性。我们将依据一份来源于社交媒体平台，内容聚焦于外卖骑手生存状态和局部冲突的口述文本，对上述问题进行初步的案例观察与分析。
2. 平台经济下的劳动者剥削与阶级结构
该文本的叙述者（以下简称“讲述者”）从一次具体的“大卡车把电瓶车运走”的事件切入，该事件被解读为平台与劳动者之间矛盾激化的一个表征。讲述者认为，平台（如美团）通过算法和规则控制，构建了一个复杂的剥削链条。平台不仅向商家收取高额佣金（提及约25%），同时也从骑手的配送费用中提取分成（提及约三分之一）。此外，站点管理、罚款机制等进一步加剧了骑手的经济压力。
文本中隐含了一种阶级分析框架：
- 平台资本： 以美团为代表，掌控核心技术、数据、算法及市场份额，处于价值链顶端，通过规则设定和流量分配实现资本增值。
- 底层小资产阶级： 包括小型餐饮商家、配送站点站长、劳务派遣机构等。商家面临平台高佣金挤压，站点站长/劳务机构则在平台与骑手之间扮演管理和分配角色，可能同时面临平台压力并对骑手进行管理和剥削。
- 服务业无产阶级： 即外卖骑手，被视为“中层无产阶级”或“体力劳动者/体力无产阶级”，是价值创造的直接执行者，但在分配中处于弱势。文本也提及失业人口、学生甚至更高学历者流入该行业，构成了“劳动预备军”的一部分。
讲述者认为，平台在形式上客观促成了原本分散的个体劳动者（如各餐馆的跑堂）的聚集（通过平台接单），这在一定意义上构成了无产阶级的“联合”。然而，这种联合并非基于共同的阶级意识和组织，而是被平台所“吸纳”和控制的。平台通过其规则体系，使得商家依然原子化并相互竞争，而骑手的聚集也未转化为有效的组织力量。平台资本的运作模式，在抽取商家和骑手剩余价值的同时，吸纳了大量就业，但也使得原有的劳动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和不稳定。
3. 劳动供给过剩与过度竞争（“内卷”）
文本将骑手困境和矛盾激化的一个重要客观原因归结为劳动供给的过度充裕（“劳动供给太充分了”）。在经济下行、失业率上升（“失意”）以及部分地区（如珠三角）传统制造业（工厂）招工困难、待遇低下（“公司太低了”）的背景下，大量劳动力从工厂流水线流出，转向门槛相对较低的外卖配送行业。这种“互为蓄水池”的机制，使得服务业无产阶级（外卖）与工业无产阶级（工厂）之间形成一种相互转化和竞争关系。
然而，涌入的外卖大军超出了实际配送需求，导致行业内竞争异常激烈（“卷”），单位配送费用（“单价”）被压低。这种供大于求的局面使得平台在劳资关系中占据绝对优势，可以不断降低支付标准，甚至通过罚款等方式转移经营风险。讲述者指出，虽然平台可能实施表面上的“8小时工作制”取消加班，但这并非提升劳动待遇，而是变相限制劳动时间，迫使劳动者为了获取足够收入而接受更低的单价或转向其他兼职。这种“人多粥少”的局面，从珠三角等先行地区向其他区域扩散，进一步加剧了全国范围内的零工经济“内卷”现象。
4. 抗争的形态与局限性：自发性、碎片化与策略失焦
文本描述了外卖骑手的一些抗争行为，如集体停工、围堵站点或货车等。讲述者将这些行为定性为“自发的、非组织性的行动”（“隐摄出动”），“力量非常有限”、“非常幼稚”、“很着裂的”。其核心局限在于：
- 缺乏组织化： 骑手群体高度原子化且流动性强，难以形成稳定的、具有共同意志的组织。零星的冲突和不满宣泄难以转化为持久的、有策略的行动。
- 缺乏明确的政治诉求： 抗争往往聚焦于经济诉求（如提高单价、取消罚款），而非平台运营模式的根本性改变或劳动者主体地位的确立。讲述者认为其缺乏“政治性”（“没有展现出其政治性”），甚至将其比作“乞讨性质的”（“乞讨性”），即希望主人“给多一点”，而非争夺“主人”地位。
- 策略失焦： 劳动者的不满和行动往往直接指向平台巨头美团，但由于平台掌握核心生产资料（网络、算法、数据、支付等）且具有高度可替代性（随时可以替换不满的骑手），这种直接对抗收效甚微，力量悬殊（“罗雕在打六神装”）。平台可以迅速通过替换骑手或调整规则来化解局部危机。
讲述者对比历史上的工人斗争，认为当前劳动者的流动成本极大降低，而掌握微薄的“生产资料”（如电瓶车）带来的好处非常有限，这使得他们更倾向于“用脚投票”（转向其他平台或行业），而非“扎堆扎根”进行集体抗争。传统的工人运动模式（如占领工厂）在当前平台经济和高度流动性的背景下难以奏效。
5. 策略建议：聚焦直接管理者与重建基层信任
尽管对现有抗争形态持批判态度，讲述者也提出了一种可能的斗争策略：将抗争焦点从遥远的平台巨头转向直接的管理者——配送站点站长。其理由是：
- 距离和影响： 站长是骑手日常工作中接触最频繁、对其有直接管理权和“合法加害权”（如罚款）的个体。影响这一层级比影响平台总部更容易。
- 利益关联与争取： 站长本身往往也属于小资产阶级，甚至可能由骑手晋升而来，与骑手在某些层面存在利益关联。通过施加文化压力、情感拉拢，甚至利用其对平台某些规则执行的“阳奉阴违”空间，有可能将其争取到劳动者一边，使其在一定程度上代表或至少不损害骑手的利益。
- 掌握关键环节： 站点站长或负责电动车租赁、押金管理等环节的关键人物，虽然个体力量弱小，但掌握着平台运营末端的执行权和一些具体资源（如车辆）。影响他们可以在局部层面干扰平台的正常运转（如阻止收回租赁车辆），从而迫使平台或商家做出让步。
- 构建基层组织雏形： 通过聚焦站点，骑手群体有可能在这一更小的单位内建立起初步的相互保障和信任机制，抵制内部的“二鬼子”（如拉人头抽成者）、克服“躺赚”心态，形成非正式的基层团结文化。
讲述者强调，这种策略并非要完全推翻平台，而是在平台体系下，通过掌握执行层面的“管理权”，实现“偷梁换柱”，即让事务看似按原方式运行，但实质上已按照劳动者的意愿和利益方向偏转。这是一种更具韧性、更适应当前劳动者流动性特点的博弈方式。
6. 宏观语境与未来展望
文本还将外卖骑手的困境置于更宏观的经济和政治语境下。讲述者认为，当前经济下行、就业压力是根本背景。而媒体对某些事件的报道（如“大卡车事件”）则被解读为官方“敲打”平台资本（如美团），意在警示其过度剥削、制造社会矛盾的行为。这种“敲打”表明平台模式的不可持续性已引发高层关注，需要平台承担更多社会责任，保障劳动者的“扎根”需求（如在城市周边获得体面生活、住房甚至医疗养老）。
然而，讲述者也指出，媒体的报道往往将矛盾转移至行业黑幕或个体冲突，而非指向平台的结构性问题，且报道具有选择性，控制着事件的呈现烈度。这反映出官方在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就业与规范资本、保障劳动者权益之间的复杂权衡。
展望未来，讲述者认为，外卖骑手群体在持续的斗争和博弈中，将逐步探索出更有效的策略。这种策略不会是直接对抗平台巨头，而可能是一种基于基层站点的、具有韧性的、逐步争取局部控制权和议价空间的非正式组织化过程。这一过程的演进，既取决于劳动者自身的阶级意识觉醒和实践探索，也受制于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和官方规制的影响。
7. 结论
基于这份口述文本的分析表明，中国平台经济下的外卖骑手群体正经历着严峻的劳动困境，其根源在于平台资本的剥削逻辑、劳动供给过剩背景下的激烈竞争，以及群体自身组织化的挑战。尽管零星的非正式抗争不断发生，但其有效性受到诸多结构性因素的限制。文本提出的将斗争焦点转向直接管理者、构建基层团结和影响力网络的策略，为理解和探讨平台劳动者在复杂生态中的抗争路径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未来的研究需要结合更系统的田野调查和数据分析，深入考察这种非正式组织化和策略调整的可能性及其对平台劳动关系的影响。
参考文献
（注：本文分析完全基于提供的口述文本，未引用外部文献，因此参考文献部分留空，或可注明“本文分析所依据的原始材料为匿名提供的口述文本转录件，未引用其他文献。”）
补充说明：
- 忠实性与转化： 在改写过程中，力求保留原文本的核心观点和论证逻辑，但将口语化的表达、重复的内容、离题的闲聊（如对风水、地理的冗长讨论）进行了精简和学术化处理。某些带有强烈情绪或难以学术表达的词语（如“王八蛋”、“狗屁”）被替换为更中性或具有分析性的词语。
- 学术风格： 采用了学术论文的常见结构（引言、分析、结论等），使用更正式的词汇和句式，避免人称代词（如“我”、“你”）的过度使用，将个人感受转化为对现象的描述和分析。
- 局限性： 本文仅基于一份单一的、非结构化的口述文本，其观点具有主观性和局限性。无法代表所有外卖骑手或对相关问题进行全面的实证研究。因此，文章的分析结论应被视为初步的、探索性的。
- 原文情感： 原文本情感强烈、充满批判和对现实的深刻洞察，同时夹杂着无奈和对未来的不确定。学术化处理不可避免地会削弱这种情感色彩，将其转化为对社会现象的冷静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