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便聊聊】做奴才都不够格的两种幼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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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当代青年在规训、执行与分类体系互动中的困境
摘要
本文基于一段非正式的语音讨论，探讨了部分当代青年在面对外部指令、内化规训以及构建自身行为分类体系时所显现的结构性困境。研究发现，该群体在将外部信号转化为自身行动控制的能力上存在显著不足，并且在与既存或自创的规范性分类系统互动时，表现出缺乏决断、依赖外部反馈以及认知与执行脱节等问题。文章进一步分析了两种典型的应对模式（保守的微调模式与极端的全有全无模式），并论述了在现代社会背景下，对现实残酷性及“人类恐惧”的感知缺失，以及教育体系中“绝对性”标准的淡化，如何共同加剧了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的挑战。最后，本文强调了严格执行与制定标准是获得评价资格的前提，并对当前教育模式的有效性提出了质疑。
关键词： 青年；规训；执行能力；分类体系；社会化；绝对性；教育
1. 引言
对当代青年群体行为模式及其社会适应性的观察，常引发学界及公众的讨论。其中一个长期存在的焦点在于，新一代个体在面对社会规范、权威指令以及复杂现实时，其反应机制和行为能力是否呈现出新的特点。本文立足于一段非正式语音交流所提供的独特视角，尝试对部分当代青年在规训内化、指令执行以及个体如何与外部世界构建认知及行为关联（即分类体系的构建与应用）等方面的困境进行分析。本文旨在从心理与社会层面，剖示个体将外部信息转化为自身行动、情感及意志控制过程中的障碍，并探讨这些障碍如何影响其社会功能及潜在发展。
2. 指令执行与自我控制的障碍
核心观点指出，部分当代青年在将外部指令或符号（如语言命令）转化为自身行为控制方面存在显著缺陷。这一转化过程并非简单的条件反射，而是需要意识、理性及意志的参与，以实现对自身行动、情感及状态的有效调控。然而，观察发现，许多个体在接受指令后，难以迅速、准确地将其转化为具体的自我动员、压抑或征召行为。这种能力的不足，即使是对于基础层面的服从或执行（原文戏称为“连奴才都无法生长出来”），也构成了障碍。
这种执行能力的迟滞或缺位，体现为个体在面临外部要求时，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适应过程，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根本无法有效启动相应的行动。这与个体对自身认知、情感及行为状态缺乏有效控制密切相关。指令作为一种外部信号，未能有效激活个体内部的转化机制，从而导致行为上的不响应或响应迟钝。
3. 分类体系的构建、应用与行为反馈
个体在社会中有效运作，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对外部世界建立一套内在的“分类体系”（system of classification 或 evaluative framework）。这套体系允许个体对事物进行理性分类（例如，威胁、安全、好、坏、对、错），并基于这种分类快速触发预设或习得的反应（例如，遇到威胁即逃跑）。这与单纯依赖直接的条件反射（如痛觉或快感的反馈）存在本质区别。人类的行为并非仅由即时奖惩塑造，更多是基于对情境的认知评估和分类。
然而，观察表明，部分青年在与分类体系互动时面临多种困境：
- 分类体系的缺失或模糊： 个体可能根本没有内化一套清晰的是非、善恶、利害分类标准。
- 执行能力的不足： 即使拥有某种分类标准，个体也无法在获得直接反馈（如痛苦或快乐）之前，根据分类结果强迫自己执行相应的行动。
- 盲目试探与分类执行脱节（第三种困境）： 部分个体似乎继承了既存的分类体系，但对其缺乏真正的信念或信任。在执行该体系所要求的行动时，他们表现出犹豫和不确定。为了“探索”或“验证”，他们选择进行试探，但这种试探往往缺乏对“度”或“程度”的把握，容易走向极端。这种行为模式被认为效率低下。
4. 两种典型的规范互动模式：微调与极端
基于对分类体系执行与试探方式的观察，可以将部分青年的行为模式概括为两种类型，并对其社会适应性及发展潜力进行评估：
- 保守的微调模式（“小资式”）： 这种模式的个体倾向于继承（或至少不公开挑战）既存的分类体系（即认定其性质是对的），但在此框架内对“量”或“程度”进行缓慢、谨慎的试探性调整。例如，并非全然否定规则，而是在规则的边缘进行小幅度的违抗或逾越。这种模式被认为源于某种程度的“懒惰”或“怯懦”，缺乏彻底否定或重塑体系的勇气。其危险在于，个体可能在不知不觉中，通过量变累积导致性质的转化，却拒绝承认这种转化，表现为“平庸的恶”。这种模式下的个体看似谨小慎微，实则可能深陷于自我欺骗和效率低下的循环中，其历史成长性被评价为较低。
- 极端的全有全无模式（“无产阶级式”）： 这种模式的个体对既存体系缺乏信任，倾向于采取“全有或全无”的极端方式去探索新的分类或验证现实。他们可能彻底否定原有标准，并通过极端的行为直接触碰现实的底线，从而遭受直接的痛苦或获得即时的反馈。尽管这种方式显得粗糙且风险极高，但直接的经验反馈迫使个体构建起更牢固的界限和对现实分寸的认知。这种模式被认为具有更高的“历史成长性”，因为它促使个体对事物的性质进行根本性的再评估，而非仅在既定框架内微调。
原文对这两种模式使用了阶级标签（小资、无产阶级），这或许是一种隐喻，用以指代个体在资源禀赋、安全感及面对风险时的不同策略。保守模式或许对应了那些拥有一定安全垫、可以承受缓慢试错成本的个体，而极端模式则可能反映了那些必须通过冒险才能获取反馈或资源的生存状态。
5. “人类恐惧”的缺失与现实认知的不足
另一个被强调的困境在于部分当代青年似乎丧失了一种对“人”或“现实”的根本性恐惧。与前现代社会个体对权力、暴力和人性残酷性的直观认知不同，现代社会（特别是市民阶级文化）似乎在表面上规避了直接的残忍和非协商性（如私刑、血亲复仇、决斗的消失）。这种对直接残酷性的屏蔽，加上媒体对冲突和痛苦的娱乐化、卡通化呈现，使得部分青年对现实世界中非协商、非理性的力量缺乏切实的体验和认知。
这种对“人类恐惧”的缺失，导致个体未能充分认识到社会运行中依然存在的不由分说的标准和刻意制造的困境。他们可能只害怕明确的犯罪分子，而对更广泛的人类互动、社会机制乃至权力结构中潜在的残酷性缺乏警觉。这种天真或麻木，使得他们在面对现实挑战时显得准备不足。
6. “绝对性”标准的意义与教育的反思
文章强烈主张，个体需要培养一种对自己下达“绝对”（absolute）、“不由分说”（non-negotiable）命令的能力。这意味着一旦决定做某事，就应坚决执行，不与自我进行无效的对话或妥协，并准备承担一切后果。这种内部的“说一不二”是有效行动和承担责任的基础。
进而，文章对当前教育体系（特别是大学教育）提出了批评。高考被视为一种有效的“社会化洗礼”，因为它引入了“绝对性”标准——标准不因个体或群体的意见而改变，只由权威制定者决定。这种体验迫使个体认识到存在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或权威标准。然而，大学教育中存在的按比例给分、注重协商和课堂表现等模式，被认为淡化了这种“绝对性”，使其显得更加“江湖化”或“协商化”，反而可能导致个体的“幼化”和“退化”。文章建议，大学应引入更多具有最终解释权、不由分说的标准化考试，以更好地促进个体的社会化进程，使其理解并适应外部世界的刚性规则。
同时，文章也对部分青年普遍存在的“评价癖”进行了批判。观点认为，只有那些严格执行标准、理解标准制定过程的人，才有资格对标准或结果进行评价。仅仅发表意见或寻求他人认同的评价，被视为一种不自信或虚荣的表现，缺乏实质性的判断力。
7. 结论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认为部分当代青年在规训内化和行为执行方面面临深刻挑战。这不仅表现为对外部指令的转化能力不足，更体现在与规范性分类体系互动时的认知与行为脱节，以及对现实残酷性缺乏应有的感知。无论是保守的微调模式还是极端的试错模式，都暴露出个体在建立有效应对机制上的困境。教育体系中对“绝对性”和“不由分说”原则的淡化，可能进一步加剧了这些问题，使得个体难以形成坚实的内在纪律和对外部权威及现实约束的清醒认识。
克服这些困境，需要个体重新认识到构建和执行分类体系的重要性，培养对自己下达绝对命令的能力，并正视现实世界的复杂性和潜在的非协商性力量。教育系统也应思考如何更有效地引入具有刚性和终局性的标准，以促进个体在更为真实和严酷的社会环境中的成熟和适应。最终，社会化不仅是学习规则，更是理解规则背后的逻辑、力量结构以及自身在其中的位置和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