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义主义】再来一次！（4-2-4）——拼尽全力，信任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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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析历史进程中的‘4-2-4’结构：主体、重复与失败的理论框架
摘要
本文基于对特定历史经验的解读，提出并分析了一个名为“4-2-4”的理论结构，旨在理解后革命时期历史进程的复杂性及其关键行动者的角色。该结构的首个“4”代表了某种早期结构性设想（隐指列宁晚期思想），强调了在组织核心嵌入广阔实践基础的重要性。随后的“2”和第二个“4”则象征着历史进程中的反复尝试与必然失败，这些失败被视为历史在特定“退潮期”的“重复”（Repetition）现象。文章探讨了行动者在此过程中的“绝对悲剧性姿态”与“去主体化”倾向，分析了“期待不可然性”（Impossibility of Expectation）这一认识论维度的多重含义。最终，文章触及了本体论层面，指出历史进程中的张力与失败并非空无意义，而是潜在地生成了“享受”（Jouissance）、“理性”乃至“幸福”（Happiness），并揭示了历史自身潜在的“划稽”或“幽默”本质。
关键词： 4-2-4结构；历史主体；重复；失败；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期待不可然性；本体论；历史哲学
引言
理解后革命时代复杂而曲折的历史发展，需要超越线性进步叙事，深入探究其内在的结构性张力与动能。本文引入并分析一个独特的理论框架——“4-2-4”结构，以期阐释特定历史经验中的关键现象：结构性设想、历史行动者的角色、以及反复出现的失败模式。这一结构不仅仅是对历史事件的简单描述，更是一种试图把握历史进程中主体、客体、可能性与必然性相互作用的理论尝试。文章将从结构的首要部分——一项早期未竟的制度性构想出发，继而分析历史在“退潮期”的重复性失败，探讨行动者在这种情境下的特殊姿态，并最终触及其深刻的认识论与本体论内涵。
一、 结构之源：列宁的遗嘱及其未竟的构想 (第一个“4”)
“4-2-4”结构的首要部分可以追溯到特定历史人物（此处隐指列宁，简称L）晚年的构想，可称之为他的“遗嘱”或“政治遗嘱”。这一构想的核心在于对最高权力机构——中央委员会（Central Committee, CC）进行重塑。L的设想是将其规模显著扩大，达到100至200人的规模。与传统的权力结构不同，L特别强调这些新增成员应具备“无行政经验”的特征，但同时必须拥有丰富的“基层实践经验”和“生活经验”（原文中的“Walkers”可理解为深入基层、有实际工作经验者）。他们被赋予类似“陪审团”或“制衡者”的角色，其主要功能是“制衡”（checking/balancing）或“稀释”（diluting）那些具有精英或官僚背景的委员，从而防止精英主义和官僚化倾向对核心决策层的侵蚀。
这一结构性调整并非仅仅是为了扩大规模，其深层意图在于：
- 嵌入国际性（Internationality）： 通过纳入来自不同背景、具有广泛实践经验的成员，L试图在国家主体（“Nationality”或“National State”，原文中的“NASNOLETE”）内部嵌入一种内在的“国际性”。这被视为防止后来历史中出现的沙文主义、过度集权、特定国家中心主义（如“大俄罗斯主义”）等的潜在机制。在最高决策层实现这种构成上的多元化，可以极大地丰富其视角和判断力。
- 强化战略性计划性（Strategic Planning）： 随着CC成员人数的增加，其理论上能够涵盖更广泛的信息来源和实践反馈，从而编制出更详尽、更贴近实际的战略层面的发展计划和图景。这种计划性不再单纯依赖官僚体系自下而上的汇报，而是可以直接由具有一线经验的成员参与制定，从而实现一种更“真正的计划性”。
然而，尽管这一构想具有前瞻性和创造性（原文称其为“相对最有创建性”），它在实践中未能实现。原因在于，这一设想触及了既得利益者（如当时的领导层和官僚精英）的核心权力，他们不愿稀释或分享自己的权力（原文中的“不会答应”）。L晚年病重，无法强力推动，使得这一重要的结构性创新最终流于纸面，成为一个未完成的开端。
二、 历史的重复与失败的序列 (“再来一次”与“失败格”)
在L的构想未能实现之后，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其特征表现为对过去成功经验的“重复”（Repetition，或称“再来一次”）。这种重复发生在特定的历史时刻——即革命高潮过后的“退潮期”（ebb tide）。在这个时期，历史的“果实”已经被“消化”，留下了需要被“否定”的“残渣”或“毒草”。行动者试图清理或克服这些问题，但历史提供的“选项”对他们而言已是“不可能”的。
在这种背景下，后续的行动者（此处隐指斯大林，简称S；毛泽东，简称M；以及后来的某种集体性力量，构成了第二个“4”中的部分，尽管原文未明确区分S, M与第四个代表之间的关系，但将其置于失败序列中）采取了一种特殊的行动模式：他们试图以其所处时代“最强有力的方式”，去“重复一次”历史上（尤其是在高潮时刻）“最强有力的行动”。这种重复并非简单的模仿，而是一种试图在低潮期重现高潮期力量的姿态。
然而，这种重复几乎必然导向“失败”。原文明确指出，S和M（以及后来的第四个代表）的尝试，从某种角度看，都是“失败”、“错误”且“有问题教训”的“失败格”（failure modes/patterns）。L的未遂构想是第一次失败尝试（尽管其性质与后来的重复失败不同），而S、M及其后的实践则是对某种历史行动的重复，并再次遭遇失败。这种失败不是偶然的，而是历史在特定结构性困境下的“重复卡顿”。
失败的意义并非仅仅是负面的。从历史哲学的角度看，这种“以失败来作为新的希望诞生的土壤”具有重要价值：
- 否定线性进步观： 历史的重复和失败驳斥了历史是简单线性上升的“进步主义”观点。历史并非存在于一个“稳固的场域”中直线前进，而是在螺旋中重复失败。
- 揭示体系的僵化与固结： 成功时期可能导致体系的“僵化”、“固化”乃至“异化”。行动者的失败尝试，通过以最强烈的方式“重复”过去的力量，反而暴露了现有体系的脆弱性、矛盾和无法容纳这种重复的现实。
- 留下教训和“反面教材”： 这些失败提供了宝贵的教训，表明某些道路“走不通”。其“否定性的价值”在于划清了界限，指明了需要规避的方向。
三、 行动者的姿态：悲剧、脏手与去主体化
在这一重复与失败的历史进程中，行动者的姿态是极具特征的。他们被描述为“伟大的失败者”，甚至更是“主动失败者”。这意味着他们并非不自知地走向失败，而是清醒地认识到（至少是预感到）其行动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他们是“一等一的聪明人”，但置身于一个“牢笼系统”（rigid system）或“佛牢网络”日益“固结”的历史时期。
在这种情境下，行动者的行动带有“绝对悲剧性”的色彩。他们忠于自己的理想主义和使命，即使历史提供的选项已是“不可能”，他们仍选择继续行动。这种行动需要“脏手”，其过程是艰巨而充满牺牲的。S和M的命运（原文提及S的“摔得很脆”、M的遭遇，以及T——此处可能指托洛茨基——的命运）都被视为这种悲剧性失败的明证。
更深层次而言，这些行动者表现出一种“去主体化”（De-subjectification）的倾向。他们并非作为孤立的、追求个人成功或荣耀的主体，而是将自己视为历史进程的“工具”或“环节”，如同被抛出的“骰子”（dice）。他们“承受”自己的生命和行动，而不是将其视为一场与他人的“赌博”。他们的个人悲喜剧（起落、名望、尊严）在这一宏大、重复的失败面前变得“不太重要”。他们变成了“外部中介”，一个单纯的“工具”，其意义在于其行动本身所引发的历史反应，而非行动者本身的主观能动性或预期结果。
这种去主体化的姿态与一种极端的决绝相联系：他们“不必知道”最终的结果或成本。他们不是“尽人事，知天命”，而是“尽人事，不必知天命”。他们的动力来自于内在的指令——去做、去重复那个强音，结果如何则“不关心”。他们深知现实中成功“不可能”，但他们的行动本身即是对这种不可能性的挑战或呈现。
四、 期待不可然性：认识论的多重维度
与行动者的悲剧性姿态紧密相连的是“期待不可然性”（Impossibility of Expectation）这一认识论维度。这个概念至少包含四重含义：
- 期待一种不可然性（Expecting the Unexpected/Impossible）： 行动者期待其重复行动能够带来某种超越既有结构、突破本体论或符号系统“僵局”的、不可预期或看似不可能的结果。
- 不可能期待成功（Impossibility of Expecting Success）： 基于对现实的清醒认识，行动者知道按照既有规则和条件，其行动不可能成功。因此，“期待他最后成功，这是不可能的”。这种姿态蕴含着对历史、世界乃至宇宙的深刻“信任”（Trust），即相信即使失败，其行动仍会在更广阔的图景中具有意义，而非寄希望于可预测的成功。
- 通过期待来否定可能性（Negating Possibilities through Expectation）： 行动者通过保持一种强烈的、饱满的期待姿态，来否定现实提供的有限且令人不满的“可能性”选项（如各种“替代方案”）。这种姿态本身就是对现实局限的一种批判性回应。
- 抽象化的不可能期待性（Abstract Impossibility of Expectation）： 这种行动模式本身在传统的理论研究或学术框架中是“不被期待的”或“不受待见的”。它超越了常规的政治分析或策略考量，成为一种抽象层面上“不可能被期待”的存在，却占据了特定的历史“点位”，成为一种“绝望”被“注册”（register）为现实或精神性现实的方式。这些行动者（如肃反中的牺牲者）即使明知无辜或失败，仍心怀某种希望或信念去面对，体现了这种“绝望的把握”。
五、 本体论的张力与历史的划稽 (本体论的“2”和“4”)
“4-2-4”结构不仅涉及结构与行动，更触及本体论的层面。本体论上的“2”（原文提及“Klaus Drogo”代表的两侧，可理解为现实与主体、客体与精神的对立）体现了历史进程中内在的根本性“对峙”或“张力”（tension）。这种张力并非静态的，而是在重复与失败的动态过程中显现出来。
然而，在这种看似悲剧和绝望的本体论张力中，文章提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结论：历史本身是“划稽”（farcical）或“幽默”（humorous）的。这种划稽并非缺乏严肃性，反而是“最严肃的悲剧”，即“最彻底的悲剧”。历史的幽默感源于其内在的运行机制，尤其是在重复 grandios 过去的行动时所产生的错位感（类比于“祖国人”音乐在重复场景中的变化，从正派变得划稽）。
更重要的是，文章指出，这种本体论上的张力，通过历史进程的展开（包括失败的重复），潜在地“生产”出了“享受”（Jouissance/Enjoyment）、“理性”（Reason），并最终导向“幸福”（Happiness）。这意味着“享受”和“幸福”并非外在于历史过程的终极目标，而可能是历史，甚至“这个宇宙的”，内在的、自发生产的或本体论上的“目的”。“法（系统）”或历史体系本身拥有“自我享受”（self-enjoyment）的能力，通过这种享受来构建自身。
因此，本体论上调和历史矛盾的，不再是（去主体化后的）主体性，而是这种内在生产出的“想乐”或“幸福”。历史的终点，在某种意义上指向了这种本体论层面的“享受”和“幸福”（对应“四岗山”——幸福之地的隐喻）。
结论
“4-2-4”结构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去审视特定历史经验中结构性局限、历史行动、重复性失败及其深远的哲学意涵。它揭示了早期富有创建性的结构构想如何因现实阻力而流产，导致历史进入一个通过重复过去强音来面对当下困境的“退潮期”。置身于此的行动者，以其悲剧性、主动性及去主体化的姿态，承担着失败的代价，并以前沿的“期待不可然性”挑战既定现实与理论框架。最终，这一框架将我们引向本体论深处，窥见历史进程的张力、重复与失败，并非徒劳的循环，而是在某种深刻意义上生产着“享受”与“幸福”，并展现出历史自身内在的“划稽”或“幽默”本质。
这一“4-2-4”结构所代表的时期和人物，构成了人类思想史和行动史上“最壮丽的一个篇章”。然而，理解它要求我们超越简单的评价或消费，而是以一种审慎和负责任的态度，去思考其中蕴含的复杂性、绝望与潜在的光明。它提醒我们，历史并非坦途，其最深刻的秘密或许就隐藏在那些看似失败、重复和荒谬的时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