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与现实】社恐是个好东西，但还需要往前走一步
资产阶级社交模式与劳动者社会焦虑的批判性分析
摘要
本文探讨了在特定社会经济结构下，普通劳动者群体中普遍存在的社会交往焦虑（俗称“社恐”）现象。文章认为，这种焦虑并非简单的个体心理障碍，而是对当前主导的资产阶级社交模式的一种潜在抵触和拒绝。通过将该模式类比为一场“德州扑克”式的利益博弈游戏，揭示其虚伪性、竞争性及剥削性底色。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劳动者为何难以融入此种游戏，并提出劳动者的社会焦虑实则是一种未能充分意识到的“二阶厌恶”——即对自身对该模式的厌恶感到厌恶。文章主张，克服这种焦虑的关键在于将这种直觉性的排斥提升为对资产阶级社交模式的明确批判与超越，并倡导构建基于平等、互助与真正关怀的新型社会交往关系。
引言
社会交往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组成部分，然而，个体在参与社会交往时常常面临各种挑战，其中社会焦虑（Social Anxiety Disorder）是一种常见的心理困扰。传统上，社会焦虑多被视为个体层面的心理适应问题。然而，本文将从社会结构的角度出发，对普通劳动者群体中普遍存在的社会焦虑现象进行审视。有观点认为，这种焦虑可能并非完全源于个体内部的病理，而是在特定社会模式下，个体与主流社会规则之间产生摩擦和抵触的表现。本文旨在剖析当前社会中某种主导性的社交模式的本质，分析其与劳动者阶层地位的冲突，并重新解读劳动者群体的社会焦虑，探讨将其转化为批判性社会意识的可能性。
一、 作为利益博弈的资产阶级社交模式
在当前社会语境下，一种源于资产阶级及其意识形态的社交模式占据主导地位。这种模式并非基于普适性的道德原则或情感联结，而是一种隐秘的利益交换与资源整合机制。正如将这种社交活动类比为“德州扑克”游戏一样，其核心在于玩家（参与者）之间的不断“叫价”（根据自身掌握的资源提出条件或展示实力）和“跟注”（评估对方提出的条件及自身筹码决定是否参与或深化合作）。
在这种社交游戏中，每个参与者都试图隐藏自己的“底牌”（真实的意图、利益诉求或潜在劣势），同时通过“炫耀”（展示财富、地位、人脉或其他优势资源）来抬高自身价值。社交场合成为一个评估彼此“筹码”（如项目机会、关键人脉、稀缺资源、信息特权等）的场所，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利益勾兑”（达成互惠互利的联盟或交易）。这种互动模式的底色是竞争性的，即使表面上表现为融洽与合作，其深层驱动力仍是个人或小群体利益的最大化。社交的成功与否往往取决于能否有效地利用自身资源，或从他人那里获取所需资源，最终形成有利于自身发展的“人脉网络”和“利益共同体”。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社交模式中流动的“筹码”和“资源”，其根源往往并非参与者自身的劳动或创造，而是建立在对他人劳动成果的攫取或剥削之上。无论是商业项目的承揽权、稀缺资源的分配权，还是特殊渠道的利用权，这些“优势”很大程度上是社会结构不平等、权力寻租或历史积累性剥削的体现。因此，这种社交模式的本质是基于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和资源占有的博弈，而非平等主体之间的自由交流与合作。
二、 劳动者在资产阶级社交游戏中的位置
普通劳动者，尤其是在社会经济体系中处于被剥削或边缘化地位的群体，在上述资产阶级社交模式中处于不利地位。他们的核心“筹码”是自身的劳动力，而这在以资本和关系为主要货币的社交场域中价值极低，甚至不被视为有效的交易筹码。他们缺乏参与“叫价”所需的资本积累、权力资源和特殊渠道。
因此，当普通劳动者面对这种社交模式时，他们往往“跟不了注”，无法有效地融入其中。他们既不具备游戏所需的“底牌”，也不认同其潜在的规则和价值观。他们可能直觉地感受到这种社交的虚伪、功利和不公，认为其“恶心肮脏”、“下流”、“不光彩”。然而，由于缺乏对这一模式本质的清晰认识和概念判断，这种感受停留在模糊的、非理性的层面。
三、 社会焦虑：一种二阶厌恶的体现
在此背景下，普通劳动者所经历的社会焦虑（“社恐”）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深层抵触的表现。这种抵触首先是对资产阶级社交模式的直觉性“厌恶”（第一阶厌恶）。然而，由于社会普遍将参与社交视为正常和必要的，或者个体未能充分肯定自身对这种剥削性模式的拒绝是正当的，这种第一阶厌恶常常不被个体自身所接纳或理解。个体可能因此产生自我怀疑、羞耻感或“负罪感”，认为自己的“社恐”是一种缺陷或病态。
这种对自身厌恶的厌恶（“讨厌我讨厌它”）构成了“二阶厌恶”。社会焦虑正是在这种二阶厌恶的框架下产生的。它表现为对社交场合的恐惧、回避以及伴随的心理压力和不适。这种恐惧症的形式实现了部分效果——它阻止了劳动者积极参与他们本能排斥的游戏。然而，由于未能上升到对社交模式本身的批判性认识，这种抵触未能转化为积极的拒绝或寻求替代路径的力量，而仅仅表现为一种内化的、指向自身的焦虑和痛苦。换言之，这种焦虑并非仅仅是害怕社交，更深层是害怕那个看穿并厌恶这种社交模式、想要拒绝参与的“自我”。
四、 从焦虑到批判与超越
克服劳动者社会焦虑的关键不在于强迫自己适应或“喜欢”资产阶级社交模式，而在于解构和超越二阶厌恶。这要求个体清晰地认识到：对那种虚伪、功利、基于剥削和不平等的社交模式感到厌恶是合理且正当的。焦虑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个体未能将这种正当的厌恶转化为明确的批判立场和行动意愿，未能坦然面对和接纳那个拒绝参与、寻求解放的自我。
将社会焦虑转化为批判性意识的过程，是将“厌恶我对这种模式的厌恶”转化为“我不应仅仅厌恶这种模式，更应该批判它、超越它、改变它”。这意味着：
- 概念化厌恶： 将模糊的直觉性排斥提升为对资产阶级社交模式本质（利益勾兑、资源博弈、虚伪性、剥削性）的清晰认知。
- 确立主体性： 认识到自身的厌恶并非病态，而是维护个体尊严和正直的体现，是作为劳动者寻求平等与解放的内在冲动。
- 转向批判与行动： 将内在的抵触转化为外在的批判姿态，拒绝参与或认同该模式，并积极探索和实践基于平等、互助、真诚和共同理想的新型社会交往方式。这包括在劳动者群体内部构建相互支持、彼此关怀的社群关系，追求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连结。
在这种意义上，劳动者的社会焦虑，如果得到正确的引导和理解，可以成为促使个体觉醒和实现主体性建构的契机。它标志着个体对现有不合理社会规则的直觉性反叛，是追求更健康、更平等、更具人文关怀的社会交往模式的内在动力。
结论
本文分析了当前社会中主导的资产阶级社交模式的特征及其对普通劳动者的排斥性，并将劳动者普遍存在的社会焦虑解读为对这种模式的一种复杂反应——一种需要被理解和转化的二阶厌恶。通过将这种焦虑提升为对不平等社交模式的批判性认识和有意识的拒绝，劳动者不仅能够消解自身的心理困境，更能在此基础上探索和建立真正符合自身阶级利益和人类解放理想的社会交往规范和关系。认识到“社恐”并非个体缺陷，而是对不公社会规则的无声抗议，是迈向主体解放和社会改造的第一步。
请注意：
- 这只是对原文观点的学术化尝试，不代表这些观点在学术界已被广泛接受或证伪。
- 原文中的“底层劳动者”被解释为一种体系中的位置而非社会地位的贬低，这一点在学术化时被尽量保留了。
- 原文中的“社会主义公民的本性”等具有特定意识形态色彩的表述，在学术文本中通常需要更严谨地论证或作为特定理论框架下的概念引入。本文在结论中保留了“人类解放理想”等相关意涵。
- 本文侧重于观点的逻辑组织和语言规范，删减了原文中大量重复和情绪化的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