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便聊聊】要善于扬弃资本主义的植物性
原视频链接
标题：资本主义的“植物性”及其超越：一种演化视角的批判
摘要
本文旨在探讨现代资本主义，尤其是金融资本主义，所展现出的深层“植物性”特征，并尝试从演化生物学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出发，批判性地分析其局限性以及超越的可能性。文章认为，尽管资本主义在形式上表现出高度的流动性和跨国性，其本质上仍根植于特定的权力结构、物质基础和历史遗产，这与植物固着于土地、依赖特定环境生存的特性存在隐喻上的相似性。通过对比不同社会形态（前现代、资本主义）和生物形态（植物、动物），本文提出克服资本主义“植物性”的必要性，并探讨迈向更具“动物性”特征——即更具主体性、适应性和变革能力的——社会组织形态的路径。
关键词： 资本主义；金融资本；地缘政治；植物性；动物性；演化；社会形态；批判
引言
传统观点常将资本主义，特别是晚期金融资本主义，视为一种高度动态、去地域化且极具流动性的社会经济系统。然而，本文提出一种不同视角，认为这种表面的流动性掩盖了其内在的、根深蒂固的“植物性”特征。本文将借助生物演化的隐喻——特别是植物固着性与动物移动性之间的差异——来深入分析资本主义的运作逻辑及其内在矛盾。通过这种跨领域的类比，旨在揭示资本主义的局限性，并为思考超越现有社会形态提供新的启发。
1. 前现代社会的土地固着与人格化土地
在资本主义兴起之前的漫长历史时期，人类社会形态与土地之间存在着更为直接和紧密的联系。古代的贵族权力几乎完全依附于其所拥有的土地。爵位与封地紧密绑定，“封在哪里”直接决定了其地位和权力范围。一个王朝的国号往往与其发家之地或军事集团的渊源地相关联。在这种社会结构下，人与人之间的依附关系与其说是基于个体间的契约或自由选择，不如说是人整体依附于土地，并进而依附于那些名义上拥有或控制土地的人。
这种土地所有权并不仅仅是一种抽象的法律概念，它与拥有者的血脉和家族传承紧密耦合。土地仿佛被“人格化”了，而土地的主人，无论是君主还是封建领主，他们的血脉延续也被赋予了某种象征意义，模拟着植物在土地上扎根、繁衍的稳定性。在前资本主义时代，人类在很大程度上未能克服其“植物性”，如同植物一般世代扎根于特定的土地之上，生命周期（春华秋实、繁茂寂寥）与土地的周期性变化相呼应，人口被比喻为依附于土地之上生生不息的“作物”。这种对土地的深层依附，即使在前现代最显现出“海洋性”或扩张性的民族和国家（如殖民时期的西班牙、荷兰、英国）中也未能完全克服。它们的海上扩张和殖民活动，最终目的往往仍是占领并控制新的土地资源。
2. 资本主义的表象流动性与内在“植物性”
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别是金融资本的崛起，似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流动性。金融关系、国际贸易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大型跨国公司作为法人实体似乎能够超越地域限制。然而，本文认为，这种流动性主要集中在资本的抽象层面，而大部分人类个体仍未能真正克服其“在地性”或“植物性”。对于绝大多数普通人而言，跨国生活和自由迁徙仍然面临巨大的经济、法律、文化和语言障碍。即使是移民，若未能融入新的社会结构，也可能陷入一种“地下植物”的状态，生存空间受限，容易受到压制。
即便在资本层面，这种流动性也并非完全自由。法人实体需要注册地、办公场所，需要遵循特定的法律和税收体系。只有达到极度规模和组织程度的跨国公司，才勉强获得某种程度的“动物性”——能够在不同地域间进行战略性转移，如同能够在天上飘浮并选择落地点的种子。然而，一旦落地，这些大型企业依然需要与当地的权力、资源、基础设施和劳动力关系深度耦合，重新“扎根”。它们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无根存在。
更为抽象的、纯粹的国际游资（热钱）似乎是最具流动性的资本形式。它们往往归属于特定的财产管理公司，注册在避税天堂，以纯粹的货币形态存在。然而，本文认为，这种纯粹的钱并非真正具有“动物性”，而更像是一种“根扎在天上的植物”。它们的生存和增殖，极端依赖于金融资本主义的符号系统和规则体系（如利率、信用关系）。它们无法直接控制现实的生产关系、原材料或实体力量，其力量来源于整个金融体系对它的“信用”或“债务”。这笔钱如同单细胞生物依靠细胞内部的ATP（能量货币）游动，而这些ATP则来源于整个有机体（社会经济系统）的运作。
因此，这种看似纯粹的国际游资，其根并非扎在物理的土壤里，而是扎在抽象的、由规则和信用构成的“天空”中——即全球金融资本主义的防护系统和规则体系。它们必须按照这个规则运行，否则便难以与那些“在地”的、具有物理基础的资本形态竞争。它们虽然没有物理的土地约束，但却高度依赖于与现实世界有根的实体的连接——例如，需要依附于能够与各国权力集团对话、拥有生产基地、研发团队和广泛商业关系的跨国公司（如特斯拉），或者依附于强大的国家实体及其军事力量。这种对有根实体的依附，使得国际游资更像是寄生在特定植物（符号系统或实体权力）上的真菌或孢子，需要宿主才能生存和扩张。
**3. 黄金的“果实性”：能量的凝结与周期的避险
在资本主义的循环，特别是危机时期，黄金作为一种贵金属，展现出一种特殊的价值和功能。它似乎是这种“植物性”资本体系结出的“果实”。黄金具有化学性质稳定、稀缺且不易变质等特点，这使其成为一种理想的价值储存介质。它可以在很长时间内保持其物理形态和相对价值，如同植物将能量和信息高度浓缩并包裹在果实中，以备度过不利环境或进行传播。
黄金的价值并非仅仅来源于其工业或装饰用途，更在于其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充当的避险资产和价值凝结核角色。在全球金融动荡或货币体系面临危机时，资本往往流向黄金。这并非因为黄金本身具有强大的生产力或动物性的活动能力，而是因为它在现有的社会共识和历史传统中被赋予了高度的“以一待万”的象征性价值。它能够将巨额的抽象资本转化为一种物理上稠密、易于携带和转移的形式，代表着一种经过历史检验的“实在性”。
然而，黄金的这种价值凝结和保存功能，依然是在资本主义框架内运作的。它服务的对象主要是能够掌握大量资本的阶级，用以在危机中保护其财富，并在周期结束后重新投入流通或转换为新的权力形式。对于绝大多数普通人而言，黄金的这种价值并不直接转化为他们个人有限生命周期内的实际福祉，其长久保存的特性更多服务于跨代际或跨周期的资本转移需求。黄金的“果实性”体现的是资本主义体系在特定阶段将能量和价值凝结的能力，但这种凝结是为了资本自身的延续和再生产，而非为了所有人的普遍福祉。它既是资本主义“植物性”的一种体现——固化、凝结能量——又是在周期性危机中资本实现某种“休眠”或“潜藏”的方式。
4. “北派”与“南派”：资本主义的二元“植物性”体现
原文本将当今世界主要的资本主义形态粗略地划分为“南派传销”（以英美为代表的金融资本主义）和“北派传销”（以俄罗斯为代表的地缘政治/资源型资本主义）。尽管这种说法带有戏谑色彩，但其核心洞察在于指出了两种不同类型的资本主义，它们各自根植于不同的“土壤”。
“南派”金融资本主义的根似乎扎在“天上”，即抽象的全球金融网络、符号系统和规则体系中。它们通过货币发行权、国际贸易定价权、知识产权垄断以及对全球金融市场的控制来获取超额利润和影响力。这种形态高度依赖于全球化的信用体系和资本流动。
“北派”地缘政治资本主义的根则扎在“地下”，即广袤的土地、丰富的自然资源（石油、天然气、矿产）、相对充足的人口以及强力的国家机器。它们的力量主要来源于对物理空间的控制、对资源产出的垄断以及基于领土和实物资源的国家实力。这种形态更倾向于通过控制地理区域和物质要素来维护和扩张权力。右翼民粹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视为这种“北派”逻辑的回溯或表达，它们强调对土地、资源和民族共同体的控制，幻想通过回归对“实在”物质基础的掌握来对抗抽象的金融资本。
然而，本文认为，这两种形态并非本质对立的超越性力量，它们都是资本主义“植物性”的不同体现。它们都未能摆脱对特定“土壤”（无论是抽象的符号系统还是物理的地理空间）的依附，都未能真正实现普遍的人类解放。它们之间的冲突和博弈（如地缘政治冲突、贸易战、货币战）是资本主义内部矛盾的体现，但这种矛盾的激化本身并不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的终结，反而可能被资本主义体系所利用，成为其周期性调整和再生产的方式。简单地支持其中一派以对抗另一派，未能触及资本主义“植物性”的根本局限。
5. 超越“植物性”：迈向“动物性”的探索
克服资本主义的“植物性”意味着超越其固有的局限性——即对特定地域、物质基础或抽象符号系统的深层依附和由此产生的惰性、迟缓的响应以及对个体能动性的压制。本文提出，可以借鉴生物演化中从植物到动物的过渡，来思考社会形态超越资本主义的可能性。
“动物性”的特征包括：
- 移动性与自主性： 动物能够主动感知环境并进行自主移动，摆脱对单一地点的依附。
- 高效能量转化与消化： 动物通过消化系统高效获取并转化能量，而非仅仅通过光合作用或被动吸收。
- 快速响应与神经系统： 动物拥有神经系统，能够对环境变化做出快速、集中的响应和反馈。
- 复杂分工与整合： 高等动物具有高度特化的器官和系统，并在神经系统协调下形成一个有机整体。
将这些特征类比到社会形态上，克服“植物性”意味着：
- 摆脱地域和结构的固着： 实现个体和群体更高度的自主性、流动性和选择权，不被动地依附于特定的工作、地点或国家结构。
- 积极转化资源： 社会组织能够更高效、更自主地获取和转化各种资源（物质、信息、能量），以满足普遍需求，而非仅仅依赖于被动吸收或寄生。
- 建立高效反馈与协调机制： 发展能够快速感知社会需求、环境变化和个体意愿，并能迅速做出协调和决策的社会治理体系，而非迟缓、僵化的官僚或市场机制。
- 促进个体能动性与集体协同： 实现高度个体化的分工和能动性，同时在普遍意识和共同目标下实现有机、协调的集体行动。
这并非主张将社会简化为生物体，而是以生物演化中的功能和组织创新为启发，思考如何构建一个更具活力、适应性和解放性的社会形态。现有的一些组织形式，如跨国政党、国际性社会运动，虽然初步展现了超越地域限制的努力，但往往仍然受到资本主义体系的制约，甚至表现出某种“昆虫性”——依附于资本这棵“植物”进行传粉或信息传递，而未能获得真正的独立性和主体性。
6. 演化、历史与实践：超越路径的思考
超越资本主义的“植物性”并非一个线性的、预设的进程。正如生物演化并非简单地从低级向高级直线前进，从植物必然演化到人类一样，社会形态的变迁也充满复杂性和偶然性。植物可以演化出与动物截然不同的生存策略，甚至可能演化出看似“无机”或“符号化”的结构（如植物神经网络）。社会也可能走向不同的未来，并非只有“资本主义→共产主义”一条道路。
因此，理解和实践超越资本主义需要：
- 跨领域学习： 深入研究生物演化（植物、动物、无机物之间的关系和转化）、人类历史不同阶段的社会组织形态（狩猎采集、农耕、工业社会）以及哲学等领域的知识，从中汲取分析和启发的工具。理解不同存在形态（无机、植物、动物、人、符号系统）扬弃自身局限性的不同方式。
- 批判性反思： 认识到现有资本主义形态及其内部各派（金融资本、地缘资本等）都具有深刻的“植物性”局限。避免陷入简单站队或期望现有体系内部矛盾自行解决的幻想。
- 理论与实践结合： 超越的路径不是空想出来的，而必须在现实实践中探索。这需要将理论分析（如对资本主义“植物性”的认识）与具体的社会实践结合起来。从小范围的组织、行动开始，在实践中检验理论，积累经验，发展组织能力。
- 发展“动物性”能力： 在实践中，有意识地培养个体和集体的“动物性”特征：快速响应和适应变化、主动获取和转化资源、建立高效的内部协调和外部互动机制，以及摆脱对现有结构的被动依附。例如，社会组织需要具备快速学习、信息整合、资源动员和战略转移的能力，而非仅仅固守某个地域或某种既有模式。
- 超越人类中心主义和目的论： 认识到人类自身的演化并非终点，也并非所有其他形态演化的目标。社会未来的可能性是开放的，需要抛弃简单的历史目的论，从更广阔的视角探索新的组织原则和生存模式，例如基于普遍需求的按劳分配、资源共享、全球协同治理等共产主义理念。
结论
本文通过类比生物演化，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尤其是其金融和地缘政治表现，所具有的深层“植物性”特征：固着于特定“土壤”（抽象符号系统或物理地域）、响应迟缓、缺乏真正的自主性和普遍适应性。克服这种“植物性”，迈向更具“动物性”的、能够主动适应、转化和变革的社会形态，是未来人类解放的根本课题。这需要批判性地分析现有社会结构，借鉴包括演化论在内的多领域知识，并在理论指导下进行持续的社会实践。超越资本主义并非简单地推翻或选择其内部的不同分支，而是要发展出一种能够扬弃其内在局限、实现普遍解放的新型人类生存和组织模式。这一过程充满了挑战，需要集体的努力和不懈的探索。
参考文献
[此处原本没有参考文献，如果需要学术化，可能需要补充相关的社会理论、经济学、哲学、生物学等领域的文献。但根据原文风格，保留不列参考文献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