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事求是】小红书对账的对与不对以及小资喉舌们的双重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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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平台作为阶级比较与场域：对“小红书-抖音/TikTok‘对账’”现象的分析
摘要
本文旨在探讨近期中文社交媒体讨论中出现的“小红书对账”现象，即通过比较不同社交媒体平台的用户群体，来揭示中国社会内部及跨国的阶级分层与流动性问题。文章认为，这种基于平台的“对账”行为，特别是将小红书用户与抖音用户或TikTok用户进行比较，反映了不同社会群体在生态位、消费水平和阶级认同上的显著差异。通过分析平台用户群体的特征及其跨国流动的可能性，本文进一步探讨了关于中国发展动力的不同解释，批判了将制度遗产或市场机制视为主要驱动力的观点，并强调了底层劳动群众的贡献在社会进步中的根本性作用。
关键词： 社交媒体，阶级分层，小红书，抖音，TikTok，阶级流动，底层劳动者，生产力
引言
社交媒体平台不仅是信息传播的载体，也是社会结构、群体认同和文化价值观的反映。近期，围绕中国社交媒体平台小红书（Xiaohongshu）与国际平台TikTok或中国本土平台抖音（Douyin）之间的用户群体比较，引发了广泛讨论，其中不乏“对账”的说法，意图通过对比不同平台用户的消费习惯、生活方式乃至医疗、教育等社会待遇，来衡量和评估不同社会群体的状况。本文将分析这种现象背后的阶级意涵，探究不同平台所代表的社会生态位，以及这种比较如何揭示了关于阶级认同、跨国流动与中国发展动力等核心社会议题。
平台生态位与用户群体分层
从生态位的角度看，不同的社交媒体平台吸引并塑造了特定的用户群体，这些群体在社会经济地位、文化消费偏好以及社会交往模式上存在显著差异。小红书在中文互联网语境下，通常被关联到城市中产或小资产阶级群体，其内容偏向于消费分享、生活方式展示、旅游、时尚等，用户被认为拥有相对较高的消费能力和对生活品质的追求。这一群体在某种程度上将Instagram视为其国际对标或 aspirational group（抱负群体），试图在全球化的消费文化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抖音和TikTok。在中国，抖音拥有极其庞大的用户基础，涵盖了广泛的社会阶层，包括大量的底层劳动者和来自乡村地区的用户。其内容形式多样，包括日常生活记录、技能展示、娱乐搞笑等，更贴近大众的真实生活状态。在国际上，TikTok也吸引了大量年轻用户和非精英群体，尤其在美国，其用户画像与Instagram代表的某种“精英”或“中产”生活方式形成对比。
因此，将小红书用户群体与TikTok用户群体进行直接的“对账”，本质上是将两个分属不同国家体系且生态位错配的群体进行比较，正如俗语所说的“驴唇不对马嘴”。小红书与抖音之间的用户生态位差异更为显著，前者倾向于代表社会的消费端或相对优越的生活方式，而后者则更广泛地反映了包括大量劳动者在内的社会各阶层。如果真要进行国内的“对账”，或许将小红书与抖音代表的不同群体进行比较更能揭示中国社会内部的阶层差异；而国际上的对标，逻辑上应是Instagram与TikTok的比较，以反映不同国家的同类平台用户群体的差异。
在阶级分层上，可以将小红书用户视为特定社会阶层的代表，他们相对安逸，主要承担“消费”功能，如同劳动肌体中不直接承受压力的“嘴巴”。而抖音所涵盖的底层劳动者，则如同承担支撑和行动功能的“腿脚”，承受着更大的劳动强度和生活压力。小红书与抖音用户群体之间的界限，并非简单的功能区分，而是在消费水平、文化审美、乃至社会认同上形成的“软性”壁垒，这种壁垒在现实社会中往往比跨国平台之间的界限更为固化和难以逾越。
阶级认同与跨国流动风险
对小红书用户与海外平台（如TikTok）用户进行比较，也触及了中国部分中产/小资产阶级群体对自身阶级地位的认知及其跨国流动的可能性。这部分群体（俗称“小资”）在国内使用小红书，追求和展示某种特定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水平。然而，一些讨论指出，如果他们选择移民海外（俗称“润”），可能会面临“阶级跌落”的风险。具体而言，他们在国内依赖的社会资本、符号价值和特定生活方式，在海外可能贬值，最终可能发现自己融入的是类似于TikTok用户所代表的社会阶层，而非他们所向往的Instagram用户的圈层。
这种潜在的阶级跌落风险，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国内的小资产阶级群体“清醒地意识到”维持现有阶级地位的重要性，并可能重新评估移民的吸引力。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虽然在消费习惯上可能与国内的底层劳动者群体存在隔阂，不愿与使用抖音等平台的大多数劳动群众产生“共情”，但这种“对账”引发的讨论，可能强化了他们对“社会主义母国”在维系其现有生活状态和阶级地位方面的作用的认识。
发展动力的解释权争议：遗产、市场还是劳动？
围绕小红书与TikTok等平台的比较，进一步牵引出关于中国发展动力的深层讨论。一些评论者试图解释中国在某些领域（包括其部分精英群体的生活水平）能够与西方国家“对账”甚至竞争的原因。
一种观点（例如，引用对张北海转发内容的分析）认为，这种成功得益于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形成的“毛主义和社会主义遗产”（或笼统地称为“90年代遗产”），特别是其中包含的某种“兜底性保障”。然而，批评者指出，这种遗产在实施过程中往往只覆盖了少数特权群体（即“工贵”，工人贵族），受益人口比例极低，未能普遍惠及广大的底层劳动群众。将整个国家的进步归因于这一有限的遗产，忽视了改革开放以来亿万普通劳动者所释放的巨大生产力和创造力。
另一种观点（例如，引用对张北海本人视频的分析）则强调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作用，认为“市场化自由”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关键。这种观点将发展归结为纯粹的“制度性力量”或“市场化”的制度安排。
本文认为，上述两种解释都存在局限性，它们倾向于将发展进步归结为抽象的“制度”或“遗产”，是某种“虚的东西”带来的结果。真正的驱动力并非仅仅来自于制度框架或历史遗产，而是来自于“实实在在”的、被解放了的生产力。这种生产力主要体现在千千万万底层劳动者的辛勤劳动、艰苦奋斗，以及他们对不公平、不正义的分配方式和权力格局的反抗和争取。正是这些来自普通群众、特别是那些没有制度优势地位的地区和行业的劳动者的努力，推动了社会经济的根本性进步，使得国家整体实力提升，并间接改善了包括小资群体在内的部分人的生活水平，使之能够与发达国家的某些群体进行“对账”。
例如，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获得进城务工、购房、甚至落户的机会，这些劳动权益和社会权利并非制度自然赋予，而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劳动者通过努力、抗争和适应争取的成果。将中国的发展成就仅仅归结为某种抽象的制度遗产或市场自由，未能充分认识到劳动群众作为历史主体和生产力载体的决定性作用。
结论
“小红书对账”现象，虽然表面上是关于不同社交媒体平台的比较，但其背后反映了深刻的社会阶层分化、群体认同焦虑以及对国家发展动力的不同解释。将小红书用户群体与抖音或TikTok用户进行比较，揭示了国内外不同社会生态位之间的差异，以及国内小资产阶级群体在面对全球化流动时的阶级不稳定性。
本文批判了将中国的发展进步主要归因于抽象的“制度遗产”或“市场自由”的观点，认为这些解释忽视了最根本的驱动力——即底层劳动群众所释放的巨大生产力和他们为争取更好的生存和发展条件所付出的努力和进行的反抗。正是这种来自社会基层的、实实在在的力量，构建了中国发展的物质基础，并使其部分群体的生活水平得以提升，从而产生了与国际同类群体进行“对账”的可能性。
最后，对这一现象的分析也暴露了部分媒体人或知识分子的摇摆性和投机性，他们脱离了底层劳动群众的根本利益，其讨论往往停留在抽象的符号或概念层面，未能深入理解社会进步的真正动力源泉。未来对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及其动态变化的深入研究，应更多地关注劳动群众的主体性及其在社会发展中的核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