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事求是】论教育与革命发生的（不）可能性、无产阶级的两种新（固有）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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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社会分层与当代阶级动员的困境
摘要：本文探讨了教育普及、社会结构变迁以及当代无产阶级特征对传统革命动员模式带来的挑战。通过对比一百年前与当下社会条件，文章分析指出，现代国家通过普适性基础教育和市场机制，系统性地提供了基本文化技能和生活保障，并实施了精密的社会分层与人才吸纳，极大地削弱了传统革命中知识分子精英对底层民众进行整合与动员的基础。文章认为，当代阶级矛盾虽未消失，但其表现形式已从整体性的暴力对抗转向更加碎片化、个体化或基于教育/技能分层的市场竞争和代际策略。
关键词：阶级斗争；社会动员；教育；社会分层；无产阶级；知识分子
1. 引言：历史参照与当代困境
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深刻揭示了阶级矛盾在社会发展中的驱动作用。然而，回顾历史，特别是考察一个世纪前某些成功的革命实践，其动员模式与当代社会现实之间似乎存在显著差异。一百年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普遍缺乏教育，生活极端困苦，这使得少数具有知识和组织的精英团体得以成为社会变革的核心力量。他们通过提供基本的文化启蒙、改善生活状况的愿景以及构建新的社会关系，能够有效地整合和动员广大的底层民众。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基础教育的普及和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传统的阶级结构、底层民众的生存状态以及精英与大众的关系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给基于经典理论的阶级动员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本文旨在通过历史比较，分析这些变化如何作用于当代阶级动员，并探讨当前社会矛盾表现的新形式。
2. 百年前的动员逻辑：精英、无产者与巨大的落差
考察一个世纪前的社会图景，尤其是在一些落后或半封建国家，无产阶级（或更广义的底层劳动者）的状况可以用“普遍文盲”、“极端贫困”、“缺乏尊严”、“遭受奴役”等词汇来描述。他们的生活远未达到现代意义上“人”的基本保障水平，许多人挣扎在饥饿边缘，承受着繁重的体力劳动，缺乏休息和文化生活，甚至童工现象普遍存在。借用历史文本的描述，他们的生存状态接近于“畜生”或“深口”。
在这种环境下，具备知识、组织能力和理想信念的知识分子精英群体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们相对于底层民众在文化、信息、组织和愿景上具有压倒性优势。向这些文盲或低文化水平的民众传授识文断字、基本卫生习惯、简陋娱乐（如拉手风琴）等技能和文化产品，能够对他们的生活质量和精神状态带来巨大的、断崖式的改善。这种改善并非线性提升，而是从极度负面的生存状态（如文中所述的“-500”）提升到具备一定尊严和希望的状态（如“+50”），产生了强烈的“解放”效应。
同时，这些精英往往与旧的封建或专制统治体系存在一定程度的离心或利益冲突，他们的现代化思想并非完全来源于现有权力结构。他们能够利用相对简单的工业技术（如通用机床、印刷机）建立小规模的工业基础，并在货币经济不发达或局部失效的环境下，通过工业品与周围农业社群进行不等价交换，获取粮食、能源和人力资源，形成自给自足或至少是能够维持战斗力的经济单元。这种不对称的资源获取能力，加上精英团体的分工协作（宣传、情报、军事、组织等），使得少数人在组织化程度上能够有效支配和动员大批未组织化的、苦难深重的底层民众。民众由于缺乏知识和信息，对精英的天然信任度较高，认为他们会维护自身利益，从而形成强大的凝聚力。
3. 当代变迁：教育普及、社会分层与基本需求的满足
进入21世纪，社会条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上述传统的动员逻辑面临失效。核心原因在于现代国家体系的成熟和基础教育的普及。
首先，普适性基础教育极大地提高了底层民众的文化水平和基本认知能力。绝大多数人都接受过小学甚至初中教育，具备基本的识文断字能力。更重要的是，现代教育体系在形式上灌输了“平等”观念，让人们体验到至少在课堂上的形式平等。这意味着底层民众不再是完全无知的“白板”，他们具备了获取信息、分析问题（尽管程度不同）以及表达诉求的基本能力。革命者不再是唯一的文化和尊严的启蒙者，国家和社会已经承担了这一角色。这削弱了传统上因知识垄断而产生的崇拜和依附关系。
其次，现代国家通过社会保障、市场机制和基本的法律框架，为底层民众提供了远超百年前的生存保障。虽然不乏生活艰难、工作辛苦的现象，但普遍意义上的饥饿、疾病横行、人身奴役等极端困苦已大为缓解。人们的痛苦更多地转化为精神层面的压抑、焦虑、无聊（如流水线劳动的重复性）以及在日益激烈的社会竞争中的挫败感。他们所追求的“解放”不再仅仅是免于饥饿和获得基本尊严，而是对更丰富物质文化生活（享乐主义）、个性化体验以及向上社会流动的渴望。传统的、简单的文化娱乐产品已无法满足其需求，他们融入了更广阔的消费文化。
再次，现代社会结构呈现出高度的分层和复杂性。无产阶级内部被教育水平、技能、行业、收入等因素精细地划分。从初中辍学、从事简单体力劳动者，到接受过高等教育、从事技术或脑力劳动的“白领”无产者，其生存体验、利益诉求和行动逻辑差异巨大。国家和市场机制通过教育体系的层层筛选（从小学到博士）和按文凭/技能的预先定价，实现了对人才的分化和吸纳。有技术、有能力的底层个体更容易通过市场竞争、自主创业（如开小作坊）或子女教育等途径寻求改善生活或实现阶层跃升的机会，而非选择高风险的集体革命。这种“局部竞争”或“个体奋斗”的路径，在一定程度上瓦解了无产阶级的整体性和一致行动的意愿。
4. 精英的整合与动员力的稀释
在当代社会，知识分子精英的主体也发生了变化。与百年前许多精英来源于地方性士绅、贵族或富裕市民家庭、对旧政权抱有离心力不同，现代精英很大程度上是由国家的高等教育和科研体系培养和认证的。他们的职业生涯、社会地位和经济利益与现有体制紧密相连。体制具有强大的吸纳和收买能力，能够将体系内有能力、有潜力的人才纳入其中，提供相对优渥的条件和发展空间。
这导致愿意彻底脱离现有体系、投身底层动员并承担巨大风险的精英数量极其稀少。即便有少数对体制不满或抱有激进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也往往难以与高度分层、需求多元且已具备基本知识水平的底层民众建立起传统的依附和崇拜关系。他们的理论和组织尝试，在面对国家机器的严密控制和底层民众“个体改良”的现实选择时，显得力不从心。如文中所述，一些精英可能只是“半只脚跨在外面”，其影响力远非颠覆性的。
5. 当代阶级矛盾的表现形式
尽管传统的革命动员模式遭遇困境，但这并不意味着阶级矛盾的消失。相反，矛盾在新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环境中以更复杂、更碎片化的方式表现出来。
首先，市场竞争本身成为一种重要的阶级斗争场域。拥有资本、技术和信息优势的企业家与缺乏生产资料、仅能出卖劳动力的工人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但工人阶级内部的分化使得其整体议价能力被削弱。同时，技术工人或熟练工可能选择离开大厂，建立小型作坊或提供个体服务，直接与资本或原雇主进行局部竞争，而非寻求推翻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其次，教育成为代际阶层再生产和矛盾的焦点。底层家庭将子女教育视为改变命运、实现阶层跃升的主要途径。围绕优质教育资源的竞争、教育公平的议题、以及学历与实际能力、社会地位之间的关系等，都成为引发广泛社会焦虑和讨论的焦点。近期关于教育公平和个人奋斗的社会事件（如文中所提及的案例），即便其中掺杂争议信息，也能迅速成为公共舆论的热点，恰恰反映了这一领域的阶级紧张。这种矛盾的表现形式往往围绕着机会、公平、个人努力与出身等议题展开，而非指向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本身。
再次，阶级矛盾也体现在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社会不同阶层对社会问题、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的认知和叙事存在差异和冲突。这些冲突可能通过媒体、网络舆论等平台展现，形成不同的利益群体和话语阵营。然而，这种意识形态斗争往往受到现有框架的限制，例如对“隐私权”等概念的强调，有时会被用于转移或压制对结构性不公的深入批判。
6. 结论
总而言之，普适性基础教育的普及是当代社会结构变迁中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因素。它不仅提升了底层民众的基本素质，更重要的是改变了精英与大众之间的力量对比和动员逻辑。现代国家通过提供基本生存保障、实施精细的社会分层和人才吸纳机制，有效地整合了社会，削弱了传统革命赖以存在的“解放”基础和精英动员的效力。同时，现代经济的高度分工和复杂性，使得局部自给自足的革命根据地难以维系。
当代阶级矛盾并未消弭，但其主要表现形式已不再是经典的、以暴力冲突为核心的整体性阶级战争，而是转化为更为分散、个体化的市场竞争、基于教育分层的向上流动尝试以及在现有制度框架和文化语境下的利益博弈和话语冲突。理解这些变化，对于分析当代社会动员的潜力与困境至关重要。传统的革命剧本，在今天的社会舞台上，已难以找到其适宜的演员和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