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与现实】我们应当怎样看待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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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本体论视角下的政治经济学：符号与自然力的辩证分析
摘要
本文批判性地审视了将经济、政治、军事等社会领域视为层层决定关系的传统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并提出一种基于本体论视角的全新分析模式。该模式认为，人类社会历史的演进及其当下面临的复杂危机，根源于两种基本力量的动态互动与冲突：符号性秩序（象征性力量）和植物性秩序（自然物质力量）。人类活动，尤其是劳动和组织，充当着这两种力量之间的核心中介。文章分析了当代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以美元和金融投机为代表的符号性力量，与以化石能源为代表的植物性力量之间存在的结构性失衡及其引发的现实危机。基于马克思主义的本体论预设，本文探讨了构建一种新的政治经济学模式的可能性，该模式倡导将货币和符号性生产（包括社会关系、文化、教育等广义生产）与活生生的人类生产性活动和自然物质财富紧密结合，以实现更平衡、更具人性尊严的社会再生产，而非仅仅追求资本的无限增殖。文章强调，分析当前复杂的现实需要超越简单的二元对立和形式逻辑，采用辩证的方法来理解不同本体论维面之间的复杂博弈与转化。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本体论；符号性秩序；植物性秩序；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全球危机；能源；货币
引言
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常常倾向于将社会结构划分为不同的层次，例如认为经济基础决定政治上层建筑，政治又影响军事布局。然而，当面对如当前全球范围内的能源危机、通货膨胀、地缘政治冲突等一系列复杂且相互交织的现实事件时，这种线性的、单向决定的分析框架显得捉襟见肘。这些事件并非孤立或分阶段发生，而是同时在一个深度互联的复杂系统中展开。本文认为，理解这些危机需要一种更为根本性的视角，即从本体论层面出发，把握不同秩序模式之间的互动与冲突。
我们不再满足于简单地描述经济、政治、军事等表层现象及其因果关系，而是要探究支撑这些现象的更深层力量。本文提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从根本上受到两种本体论力量的支配：符号性力量（symbolic force）和植物性力量（vegetative force），而人类本身及其活动则是连接和转化这两种力量的关键中介。借鉴卡西尔（Ernst Cassirer）的观点，我们可以将人类视为某种“符号学存在”（symbolic being），栖居于一个由符号编织的世界之中。但同时，人类也深刻地受制于自身的植物性或更广义的自然物质基础。
符号性秩序与植物性秩序的本体论基础
本文所探讨的两种本体论力量，可以大致概括为：
符号性秩序 (Symbolic Order): 这是人类通过其神经系统和观念所建构的秩序。它主要体现在象征系统、抽象概念、社会组织形式和权力结构中。其主要代表包括：
- 货币与资本 (Currency and Capital): 作为价值的符号化体现，货币和资本是高度抽象的观念产物。尤其是在金融化达到极致的阶段，资本的增值更多地依赖于纯粹的符号游戏和投机活动，而非直接的物质生产。
- 观念与意识形态 (Ideas and Ideologies): 人类社会的规范、信仰、叙事（如民族认同、意识形态）都属于符号性秩序。
- 社会组织与制度 (Social Organization and Institutions): 国家、法律、市场机制、工业生产模式等，都是人类共同体通过符号和规则构建的组织体系。
- 科技与信息 (Technology and Information): 互联网、娱乐产业、算法等构成了现代符号性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
符号性秩序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和灵活性，能够组织和引导人类行为，但其本身不具备自发生成物质能量的能力。
植物性秩序 (Vegetative Order): 这代表了自然界的物质力量和生命过程。它扎根于物理现实，具有强大的内在活力和生产性，但其运作是基于非主观意志的自然规律。其主要代表包括：
- 化石能源 (Fossil Energy, e.g., 石油): 作为远古植物光合作用能量的积累和转化，石油等化石能源是当前人类社会运作最核心的物质动力来源。它们是自然界有序活力（积累的太阳能）的体现，并蕴含着巨大的力量。
- 食物 (Food): 植物和依赖植物的大型动物构成人类生存的直接物质基础。
- 生物性与血缘 (Biology and Bloodline): 人类的生物遗传、生理需求、甚至血缘和父权血统崇拜等，都可以视为其植物性或生物性维度的表现。这些是自然生殖和遗传过程的体现。
植物性秩序是人类社会物质财富和能量的根本来源，但其原始状态是分散和无序的，需要外力介入才能被有效利用和转化。
人类：中介与矛盾的焦点
人类在这一本体论框架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中介角色。符号性秩序并非凭空产生，它需要人类的劳动和组织才能得以构建、维持和运行。同样，植物性秩序中的巨大能量（如石油）也无法自行转化为驱动现代社会的动力，它必须通过人类的活动（勘探、开采、提炼、运输）并依赖于人类构建的符号性体系（工业组织、资本投入、技术标准、甚至军事保护）才能被开发和利用。
换言之，大型工业、军事组织乃至复杂的政治体系，其实现都离不开能源，但能源的获取和利用又必须依赖这些符号性的组织体系。这种相互依赖形成了一个复杂的网络，人类的活动——无论是观念性的生产还是物质性的劳动——都处于这个网络的核心，将符号与自然力连接起来。
然而，人类的这种中介作用并非总是和谐的。这两种力量的结合方式决定了人类社会的结构和矛盾。当代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尤其是其金融化形态，体现了符号性力量（如美元霸权和金融投机）对植物性力量（如石油和其他自然资源）的畸形组织和支配。
当代资本主义的失衡：美元、能源与投机
当前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呈现出一种显著的失衡状态：
- 符号性力量的极化与异化： 以美元为代表的货币体系，其增值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金融投机和纯粹的精神性、观念性活动（如复杂的算法和金融工程）。这种生产是“消费性观念的生产”，其驱动力并非基于真实的物质生产需求，而是基于少数主体（银行家、基金经理、风险投资者）的抽象操作和垄断能力。这种过度抽象的符号性力量，虽然看似具有“发起性”或“主导性”，但其本身是“无力的”，无法独立创造物质财富，只能通过依附和操纵物质基础来体现其力量。
- 植物性力量的物化与奴役： 以石油为代表的植物性力量蕴含巨大的能量，是推动全球工业和物质生产的根本动力。然而，在现有体系下，这种力量被视为纯粹的“客体”或被动的资源，其分配和控制被符号性力量（特别是美元和与之相关的地缘政治博弈）所支配。这种支配甚至与某些植根于生物性或血缘的极端符号性形式（如石油输出国中某些强烈的民族主义或血统崇拜）相互勾结，共同构成了维护现有权力结构的基石。
- 中介过程的扭曲： 人类作为中介，其劳动和组织被卷入这一失衡结构。一方面，抽象的金融资本组织了物质生产，创造了“富饶的工业品”；另一方面，这种组织模式也导致了“悲惨的第三世界无产大大众”的产生，他们作为提供廉价劳动力和资源的群体，承受着失衡体系的代价。这种生产模式服务于符号性资本的增殖，而非人类整体的福祉和可持续发展。
近期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如能源价格的剧烈波动、各国因通胀而采取的策略（如美国释放战略石油储备）、地缘政治冲突与能源供应的联动等，正是这一深层失衡的体现。能源（植物性）的波动直接触发货币和金融市场（符号性）的恐慌和投机，并通过媒体和政治叙事迅速符号化，反过来加剧了地缘政治的紧张和冲突。这不再是简单的经济决定政治，而是符号与自然力在人类社会这一中介场域中，以高度动态和剧烈的方式相互转化和冲突的表现。
马克思主义的本体论预设与新的实践方向
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不能止步于描述这种失衡。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指出了商品和劳动者肉体（生命力）的对立，并致力于消灭这种对立。在本文的框架下，这意味着要超越符号性商品与植物性肉体的简单二元对立，因为两者都已变得极端复杂且相互渗透。纯粹的“肉体”或“生命”的定义本身也受到医疗体系、社会关系甚至文化观念等符号性秩序的影响。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目标在于取消人与自身生产的对象、人与自然之间的异化关系，实现人的解放。这要求我们重新思考符号性力量（特别是货币）与人类生产性活动和自然物质财富之间的关系。
我们必须致力于去资本化和去投机化。这意味着：
货币与生产性活动的紧密绑定： 未来的货币（如人民币）不应仅仅作为金融投机的工具，而应与活生生的人类生产性活动总量紧密捆绑。这里的“生产性活动”不应狭隘地理解为仅仅是工业制造，而应涵盖人类社会再生产的各个方面：
- 物质生产劳动： 直接的工业和农业劳动。
- 人口再生产： 生育、养育和抚养后代。
- 社会关系再生产： 建立和维护平等的、相互尊重的社会关系。
- 发展性资源生产： 教育、文化、科学研究、艺术创作等，这些活动生产希望、认同、尊严和知识，是人类发展的基石。
直接劳动之所以“直接”，不是因为它简单，而是因为它作为这些复杂、良性的社会力量的“前端”或“前沿”，直接接触和转化着自然物质力量，并承载着上述广义再生产的目的和意义。
货币与自然财富的关联： 这种与人类生产性活动绑定的货币，应进一步与整个世界的物质财富和自然（植物性秩序）捆绑。这并非简单地回到金本位或资源本位，而是意味着符号性体系的设计和运作必须充分考虑自然承载力、资源可持续利用以及人类对自然界的责任。
通过这种方式，符号性力量不再是脱离物质基础和人类整体福祉的纯粹观念游戏，而是服务于更广泛、更具人性价值的社会再生产目标的工具。这要求我们重新定义“财富”、“价值”和“效率”，不再仅仅以财政收支平衡或金融风险控制为标准，而更多地考虑人民的福祉、发展和幸福等更具本体论意义的指标。
分析方法与未来展望
分析当前“群魔乱舞”的复杂现实，需要超越传统的形式逻辑和简单的二元对立（如管理者/被管理者，富国/穷国）。这些二元对立本身往往是资本主义体系的产物和表现形式。我们需要运用辩证法，理解不同本体论维面、不同符号层级（国别、种族、势力、制度等）之间的相互渗透、相互转化和矛盾冲突。
在黑格尔主义的视野下，各种层级和现象可能被视为整体精神发展中暂时的、非独立的幻象。然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但在本体论上有所区别：马克思认为这些不同的层级，尽管是历史性的、暂时的，但在其存在的当下具有其现实性和独立性，各有其有限的真理和存在的尊严。我们的分析必须承认这种复杂性，并在把握整体体系的同时，识别那些在特定历史时刻具有主导性的矛盾和力量（当前可能是能源和美元体系的博弈）。
然而，我们也应保持清醒和谦逊。识别“最主要矛盾”是极其困难的任务，我们不能陷入原教旨主义，声称已经找到了唯一的、绝对的答案。当下的局面可能预示着某种新的范式正在孕育之中，这种范式将能更好地平衡符号性力量和植物性力量，并为人类命运提供新的引导。我们或许需要耐心“等待”和探索这种新范式的出现，而非急于套用过去的“答案”。
当前的现实，包括虚拟世界的扩张、新的文化消费形式等，都表明符号性秩序正以更加多样化和复杂的方式展开。同时，对物质基础（能源、资源、环境）的争夺和控制也从未停止。这两种力量在多重维度的“时间性”中相互交织（物理的时间性、符号的时间性、生物的时间性等），形成了复杂且充满张力的现实图景。
结论
本文认为，当前全球面临的深刻危机并非仅仅是经济或政治层面的问题，而是根植于符号性秩序和植物性秩序之间本体论失衡的表现。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不足以理解这种复杂性。基于马克思主义的本体论洞察，我们提出了一种新的分析视角，强调人类作为中介在连接和转化这两种力量中的作用，并批判了以金融投机和资源控制为特征的当代资本主义所造成的结构性失衡。
未来的挑战在于，如何构建一种新的社会组织模式，能够使符号性力量（如货币和广义的符号生产）不再被资本的逻辑所绑架，而是与活生生的人类生产性活动和自然物质财富实现更健康的结合。这需要超越简单的物质/精神、管理/劳动二元对立，在辩证的视野下理解社会再生产的复杂性，并探索那些能够导向人类整体福祉和可持续发展的实践路径。这是一个复杂、持续的探索过程，需要我们保持开放的思维，在把握整体图景的同时，不回避现实的复杂性和矛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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