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学课堂】辩证法的历险（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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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早期分析及其来自梅洛-庞蒂的批评
摘要
本文旨在探讨哲学家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在其早期作品中对布尔什维克主义（及共产主义）所进行的本体论及伦理学辩护，并分析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对此提出的尖锐批评。萨特倾向于将布尔什维克主义视为一种超越历史决定论和现有哲学框架的“绝望的辩护”与“反自然的英雄性事业”，强调其无根性（rootlessness）和从虚无中进行“绝对创造”的主体性狂热。梅洛-庞蒂则认为，萨特这种高度抽象和激进的哲学立场，脱离了具体的政治实践，损害了左翼内部的团结，并最终沦为对现实政治的误判。通过分析这场哲学争论，可以揭示存在主义视野下政治行动的理论困境，以及哲学激进性与政治现实主义之间的张力。
关键词：萨特，梅洛-庞蒂，布尔什维克主义，共产主义，绝望的辩护，主体主义狂热，前本体论，政治现实主义
1. 引言：萨特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早期哲学辩护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共产主义运动在欧洲，特别是在法国知识分子界，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站队。让-保罗·萨特作为当时极具影响力的存在主义哲学家，其对共产主义，尤其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分析，成为重要的思想焦点。本文将聚焦于萨特在这一时期的立场，他试图超越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或辩证法框架，为布尔什维克主义行动提供一种基于主体性、创造性和超越性的辩护。
萨特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早期分析，并非简单地接受其理论教条，而是一种带有强烈存在主义色彩的“绝望的辩护”（desperate justification）。这种辩护承认布尔什维克主义在理论上的潜在错误甚至荒谬（如其历史决定论或具体的策略失误），但依然肯定其行动的根本正当性。这种肯定根植于萨特对人类自由与创造性的理解，以及对被压迫阶级解放的执着。在他看来，布尔什维克主义是人类为实现超越性和解放而进行的一次“唯一可能的尝试”，一种从社会虚无中“绝对创造”（absolute creation）新世界的英雄性事业。
2. 萨特的“超布尔什维克主义”：主体性狂热与前本体论视角
萨特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辩护，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追求“超布尔什维克主义”（ultra-Bolshevism）的哲学姿态。这超越了布尔什维克党自身可能提出的理论解释或合理化。萨特所强调的，是布尔什维克行动内在的“主体主义狂热”（subjective fanaticism）或“维意志主义狂热”（will-to-will fanaticism）。这种狂热表现为一种强大的、无条件的、不依赖任何外部保证或限制的绝对意志。它不承认任何既定的规则、细微差别或妥协的可能性。这种意志并非来源于某种超越性存在或最高真理，而是纯粹地由主体自身爆发出来，是革命者或革命团体自我赋予的绝对性。
萨特笔下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者，仿佛是在反抗自然的规律，反抗既有的历史秩序，甚至反抗宇宙的逻辑，去追求一种绝对平等的“人间天国”。这是一种“反自然的”（anti-natural）努力，一种在虚无和未知中创生的行动。这种精神在萨特看来，类似于宇宙诞生时的原始力量，是无中生有的创造力本身。它不信仰上帝或其他超越性力量，不依赖任何现存的社会或哲学基础。用一种独特的类比来说，这是一种“没有宗教的基督教”（Christianity without religion），它拥有宗教般强烈的道德和政治热诚，但彻底剥离了超越性的保障和教条。
这种对无根性、绝对意志和创造性的强调，使得萨特的分析带有某种“前本体论”（pre-ontological）的色彩。在哲学史上，一些思想家（如谢林、海德格尔）曾试图描述本体论秩序尚未形成之前的原始状态，或探究秩序诞生的机制。萨特似乎借用了这种视角，将革命性的政治力量理解为一种能够打破既有本体论秩序，并在前本体论的混乱中创造新秩序的、纯粹的主体性爆发。这种爆发具有极高的“裂度”（intensity），它不受制于现存世界的任何规则或框架，其恐怖性恰恰在于其无根性——因为它无根，理论上便无所不能。
因此，萨特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辩护，并非基于对其历史必然性或理论正确性的论证，而是基于对其作为一种彻底解放性、创造性意志的肯定。他认为，即便布尔什维克主义者自身不理解其行动的真正哲学意义（如同他们对辩证法的僵化理解），他们的行动本身就体现了这种最高形式的主体性狂热。
3. 梅洛-庞蒂的批评：哲学激进性与政治现实的断裂
作为萨特的同行者和批判者，莫里斯·梅洛-庞蒂对萨特的上述立场提出了尖锐的质疑。梅洛-庞蒂认为，萨特这种高度抽象化和本体论化的辩护，虽然在哲学上具有某种独特性，但在政治上却存在严重的缺陷和危险。他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梅洛-庞蒂指出，萨特将布尔什维克主义简化为一种纯粹的、无根的主体主义狂热，这既未能准确把握现实政治的复杂性，也脱离了具体的历史进程和工人运动的实际状况。政治行动并非仅仅是绝对意志的爆发，它涉及妥协、协商、组织、策略以及在模糊不清的环境中做出艰难的决定。萨特笔下那个能够“从无知中创造出秩序”的绝对主体，是一个哲学上的理想型，而非现实中的政治参与者。
其次，梅洛-庞蒂批评萨特这种立场损害了左翼内部的团结。萨特将真正的革命者定义为具备那种极端狂热的主体，这实际上否定了那些采取更温和、更务实或更注重理论修正的左翼分子的努力。通过设定一个如此激进的标准，萨特无异于将所有不符合这一标准的左翼人士排除在真正的革命力量之外。在法国的具体政治情境中，这意味着萨特的立场可能加剧法国共产党（PCF）与其他非共产主义左翼派别之间的分裂和冲突。梅洛-庞蒂援引当时的法国政治为例，指出某些左翼分子试图通过批评法共来争取独立的工人阶级支持，萨特虽然表面上同情工人阶级，但他对法共的无条件辩护立场，反而可能阻止他对法共的必要批评，从而阻碍工人运动的自我修正和发展。
第三，梅洛-庞蒂认为萨特对布尔什维克行动的辩护是危险的。如果一种政治行动被认为可以超越任何外部标准，仅仅是基于其内在的、无根的狂热意志，那么它便可能滑向极权主义和不受约束的暴力。梅洛-庞蒂 implied that such a philosophy provides a theoretical justification for the purges and terror associated with regimes like Stalin’s, framing them not as tragic errors but as manifestations of this “heroic” absolute will. 他认为，萨特通过哲学为这种恐怖力量“招魂”，忽视了其在现实中造成的灾难性后果。
最后，梅洛-庞蒂质疑萨特作为哲学家的政治角色。他认为萨特自身并未投身于那种他所辩护的极端行动中，他只是在哲学层面描述并辩护了这种狂热。这种“有所保留的同情”或“不在场的在场”使得萨特成为一个旁观者，而非真正的政治行动者。梅洛-庞蒂提出，一个真正的政治家或关心政治的知识分子，必须面对现实的困境和不确定性，不断调整策略，而不是停留在对一个理想化、激进化的哲学概念的沉思或辩护中。他用闪电和雷声的比喻来说明：普通人只听到雷声（事件爆发后的混乱），而政治家看到闪电（危机的苗头）就必须开始思考如何应对明天的雷声。萨特，在梅洛-庞蒂看来，更像是沉醉于哲学闪光中的人，而非积极准备应对现实政治风暴的行动者。
4. 结论：哲学与政治的张力
萨特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早期辩护，代表了一种将存在主义、主体性自由和本体论创造性引入政治领域的尝试。他试图赋予革命行动一种超历史和超理论的哲学地位，将其描绘成一种纯粹意志在虚无中创生的绝对努力。然而，梅洛-庞蒂的批评揭示了这种哲学立场的局限性。梅洛-庞蒂强调政治的本质在于其现实性、复杂性和妥协性，认为萨特过度理想化和激进化了革命概念，不仅脱离了具体的历史和阶级斗争实践，也对左翼力量的团结造成了负面影响。
这场围绕萨特“超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争论，不仅是后战时法国知识分子对共产主义反思的一部分，也深刻地展示了哲学激进性与政治现实主义之间的内在张力。它提出了一个核心问题：哲学家应该如何介入政治？是通过提供抽象的、彻底的理论辩护，哪怕这辩护可能脱离现实并带来危险；还是应该立足于具体的历史情境，关注政治实践的复杂性，并在不同力量之间寻求可能的联合与改良？萨特选择了前者，试图通过哲学激活一种原始的、无畏的革命精神；而梅洛-庞蒂则倾向于后者，呼吁对政治现实保持清醒的认识和审慎的判断。这场争论至今仍具有启示意义，促使人们反思理论的边界、政治行动的伦理以及知识分子在社会变革中所扮演的角色。萨特的哲学姿态虽然在理论上引人注目，但梅洛-庞蒂的批评提醒我们，任何脱离现实复杂性的政治哲学都可能付出沉重的代价。
参考文献
（注：原文未提供具体参考文献，此处省略，但一篇完整的学术文章应列出引用的文献，包括萨特和梅洛-庞蒂的相关著作以及对他们思想的研究。）
自我反思（非文章内容）：
转化过程的挑战在于平衡。既要保留原文本中独特的概念和强烈的表达（如“主体主义狂热”、“无根性”、“前本体论”等），又要将其融入规范的学术写作框架。原文本中有大量重复和口语化类比，这些必须被精炼和替换。例如，将“没着旁边说”转化为更正式的“梅洛-庞蒂认为/批评指出”，将“那套玩意”转化为“概念框架”或“分析模型”。对“裂度”、“前本体论”等概念的解释，尽量结合哲学史上的相关用法（如谢林、海德格尔），使其在学术语境下更具说服力，尽管原文本中对这些概念的使用带有强烈的个人解读色彩。关于法国政治背景的部分，需要提炼出核心冲突，即法共与其他左翼力量的关系，以及萨特的立场如何介入这一冲突。最终，文章试图呈现的是一场哲学思想如何试图干预政治现实，以及这种干预带来的理论和实践上的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