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便聊聊】用亲身经历聊聊何为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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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 在当代中国社会语境下考察一种非国家权力形态及其运作机制：基于一项基层左翼实践的案例分析
摘要： 本文基于一段口语化访谈记录，分析了在特定社会群体中涌现的一种非国家权力形态及其运作逻辑。与传统强制性权力或制度化权力不同，这种权力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基于思想认同、实践倡导与人格信赖的实质性影响力。文章探讨了这种影响力如何在基层组织、志愿活动及具体项目运作中得以体现，其与理论体系、现实行动之间的关系，以及其与传统权力结构及其他民间左翼实践模式的差异。通过案例分析，本文旨在揭示在复杂社会环境中，非正式网络和共同体如何通过特定的思想引领和实践模式构建和维持影响力。
关键词： 非国家权力，影响力，基层组织，左翼实践，共同体，思想认同，实践行动
引言
权力是社会科学的核心议题之一，其形态和运作机制在不同社会结构和语境下呈现多样性。传统权力研究往往侧重于国家机器、制度框架或正式组织层面的强制性权力。然而，在社会实践层面，尤其是在非正式群体或基层共同体中，存在着一种基于非强制性因素（如思想引领、人格魅力、实践成果）所形成的实质性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同样能够塑造群体行为、资源分配及项目走向。
本文将聚焦于一段特定的访谈记录，该记录来自于一位在中国社会语境下活跃的、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个体（下文简称“讲述者”）。讲述者详细阐述了其在推动特定基层左翼实践项目过程中所拥有的“权力”与“影响力”。通过对这段口语化文本的分析，本文旨在：1）界定讲述者所描述的“权力”或“影响力”的性质，并将其与国家强制性权力或其他形式的权力区分开来；2）分析这种影响力赖以产生和维持的基础，包括其思想理论来源和具体的实践活动；3）探讨这种影响力如何在组织内部和外部关系中得以运作；4）考察讲述者对其他民间左翼实践模式的批评，以突显其自身模式的独特性。最终，本文希望为理解在当代中国社会环境下，一种基于特定思想和社会实践所形成的非国家权力形态提供一个案例视角。
一、 非强制性权力的界定与体现
讲述者在访谈中反复强调其拥有的“权力”并非国家机关意义上的强制力或对个人人身自由的支配权。他明确指出：“实际性的权力就是说在苏州这里给我直接做工艺的这十几个人，我对他们有实际性影响力……但是他人生自由我没有影响力，当然没有了，都现代人了。”他所界定的权力，集中体现在对特定共同体活动或劳动实践的指导和决策能力上。例如，在“工艺活动”中，他拥有“决定性的一个影响力”，可以对参与者“做的事情”进行指导。在发起和组织特定项目（如“五年级四班劳动法自助”）时，他对核心成员和外围支持者具有事实上的指导权和影响力。
这种影响力并非源自正式的任命或强制性的命令，而是建立在一种更深层次的连接之上。讲述者将其核心支持者定义为“愿意花时间、花工夫、花精力投入我所倡导的那个事业当中的支持者”，而非仅仅是“粉丝”（如社交媒体上的关注者）。这些支持者“任同的行动上是支持的”、“愿意接受指导的”。因此，这种权力的基础是基于共同理想、事业认同和个人信赖的非强制性权力。讲述者将其描述为“人格魅力上的影响力”，但这似乎不足以完全概括其性质，更准确地说，它是思想吸引力、实践领导力和个人可信度的综合体现。
尽管讲述者承认自己拥有某些形式上的权力（如在某些在线平台踢人或封号），但他同时强调不会轻易动用这些权力，因为这反而会损害其追求的“事业发展”或“世界”。这进一步印证了其权力基础的非强制性特点：权力并非目的，而是服务于特定事业的工具，且其运用受到维系共同体和推动事业发展的现实考量制约。
二、 影响力生成的基础：理论、实践与个人特质
讲述者的影响力并非无源之水，其生成和维持依赖于几个关键要素：
深厚的理论体系支撑： 讲述者自陈拥有“一整个完成的体系”，从“哲学”、“文化”、“意识形态批判”等抽象层面出发，贯穿至“整个实践”、“整个现实的实践”。他自认为代表了一种特定的理论路径（隐指其所推崇的马列毛主义及其中国化实践），并能为自身实践提供系统性辩护和总体性塑造。这种理论深度和广度，使其在思想层面对追随者形成强大的吸引力和说服力，成为他们寻找方向和理解现实的“指导者”。
具体的现实实践活动： 与仅仅停留在理论探讨的群体不同，讲述者积极投身于具体的社会实践，如“五年级四班劳动法自助”和线下的“工艺”/餐饮项目。这些实践不仅是理论的检验场，更是凝聚人心、构建共同体的物理空间和活动平台。通过组织搬运、装修、烹饪、法律咨询等具体劳动，参与者建立了现实的联系和互助关系。这种“脚踏实地”的实践性，使讲述者的影响力从抽象的理论号召落地为可感知的现实行动。他强调“不靠钱”、“白忙的”，突显了这种实践的非资本逻辑和志愿性质，进一步增强了其模式的吸引力。
首创者和先行者的地位： 讲述者是其倡导的“工艺”活动和“劳动法自助”等项目的“齐号的一个发起者，一个主要的一个先行者，一个目前最大规模的一个实践者，也是一个各个环节细节上的一个指导者”。这种创始人和核心推动者的身份，天然赋予了他指导和决策的权威性，尤其是在项目初期和发展过程中。
一贯的立场和判断： 讲述者认为其影响力来源于其“一贯的信任”，这种信任基于追随者对其“做的事情”、“指出的方式”和“判断”的认同。他在访谈中以乌克兰战争为例，详细阐述了他基于自身“实证观察”得出的判断，并将其视为检验他人（包括其他左翼人士）立场和思想是否“产生所”（扎根于现实）的标准。这种在复杂问题面前保持一贯、深入分析并给出明确判断的能力，强化了其在追随者心目中的权威性和可信度。
三、 组织模式与内部运作
讲述者描述的组织结构呈现出一种以他为核心、分层级协作的模式：
- 核心骨干： 负责项目的具体运作和日常管理，与讲述者保持紧密联系并接受指导。
- 外围志愿者/支持者： 人数更多，参与具体活动，但决策和管理主要由核心层负责。
- 物理空间（如线下的店）： 作为共同体成员聚集、劳动和交往的场所，是实践活动的重要载体。
在决策机制上，讲述者指出许多事情是“商议着来”，尤其是在处理具体事务时。然而，他同时也保留了最终的“决定权”、“发起权”、“否决权”甚至“人士权”（尽管他强调“我很闪闪用我的权利”）。这种模式并非完全的自下而上或严格的民主集中制，而是一种以核心思想倡导者为引领，结合集体商议和分层协作的混合模式。
值得注意的是，讲述者强烈反对将自己的组织与“邪教”划等号。他反驳的核心论据是：1）不要求追随者贡献金钱（甚至拒绝接受借款、要求归还），强调的是劳动付出；2）没有搞个人崇拜（尽管他承认自己是“精神导师”，但强调用的是“民主的原则”商议事情）；3）日常生活和个人交往是私密的，不干涉成员的私生活（这被视为与某些传统左翼团体强制干涉成员私生活[如恋爱关系需打报告]的“变态”做法根本区别）。他认为，其影响力建立在成员“认同我，我才能影响他”的基础之上，是一种基于自由意志的追随和协作。
四、 对其他民间左翼实践的批判
讲述者在访谈中花费相当篇幅批评了其他一些他所谓的“民间左翼团体”或“地下读书班”的实践模式。他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
脱离现实的空谈和幻想： 他批评这些团体“嘴炮”多于实践，“提倡在梦境当中去把握现实”，幻想“激进的地下武装颠覆式的那种道路”。他认为这在中国目前的社会条件下是“走不通”的，没有任何现实基础、合法性或可行性。
未能建立生产性的组织： 与其自身强调通过具体实践（如工艺、餐饮、法律咨询等）建立“能够让人吃上饭”、“活生生的和这个土壤融合”的共同体不同，他认为这些团体“不去做事情”、“不做生产性的组织”，仅仅停留在“读书班念经”或“发泄”层面。
小资产阶级性和投机性： 讲述者将许多此类批判对象归为“小资产阶级”，认为他们“股子也是敌事中国的无产阶级”，只是想“纯粹就是要利用他们”作为革命工具。他认为这些人“投机”心理严重，只会听从“英美自然阶级的话”，一旦外部势力认为“搞出混乱来对他们利益更有利”，他们就会行动。他甚至用“卡利班”、“基地组织”来形容这种“本土化的原教旨的东西”，认为其实质是“被全球资产阶级收买的”。
变态和不健康的组织文化： 他尤其批评某些团体强制干涉成员私生活、搞“集体PUA”等现象，认为这是“纯粹的变态”和“败类”行径，与真正以人为本、追求解放的左翼理念背道而驰。
通过这些批判，讲述者试图将其自身的实践模式定位为一种扎根现实、注重实践、具有建设性、并能整合思想理论与组织行动的不同路径，以此突显其影响力的正当性和有效性。
五、 历史观与实践路径
讲述者在访谈的最后部分阐述了一种独特的历史观和实践论。他认为历史本身是一个“小学生”，而他们这些实践者是“教师”，通过自身的实践（如建立工人公社、社会主义原则的解放区等），向历史提出问题（即他们的“主义”），而历史的回应将是“未来的历史现实”。这种历史观强调了实践的主体性和未来的不确定性。成功并非预设，而是在与历史现实的互动和博弈中创造出来的。
他将斯大林在特定历史时期（二战前和战时）的大清洗视为列宁主义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最高峰”但同时也是“内在症结”和“失败”的体现（依赖于内部的残酷清洗维持统治）。他强调自己所处的时代和现实条件不同，因此不能简单地“Cosplay”过去的模式，而必须走出一条符合当下历史现实的道路——即他所实践的这种实用主义色彩浓厚、注重合法公开存在、通过组织具体经济和社会活动来积累力量的路径。他认为，在当前环境下，真正的权力和影响力不是来自于空洞的宣言或地下的破坏活动，而是来自于在现实中“能够让大家吃上饭”、“活下来并且发展”的组织能力和实践成果。
结论
通过对这段访谈记录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在当代中国社会背景下涌现的非国家权力（或称实质性影响力）的复杂图景。这种影响力不是国家强制力的延伸，也不是传统科层制组织的制度化权力，而是植根于一套特定的思想理论体系，通过切实的基层社会实践和组织活动得以构建和维持。讲述者的影响力来自于其作为理论倡导者和实践先行者的地位，来自于追随者对其路线和判断的认同与信任，来自于其在复杂现实中展现出的解决问题和组织资源的能力。
与某些被批判为脱离实际、流于空谈或组织文化扭曲的民间左翼群体不同，讲述者所倡导的模式强调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以一种更具建设性、合法性和可持续性的方式在现实中构建共同体和推动变革。他所拥有的权力，与其说是对个体的强制支配，不如说是对特定共同体方向、原则和行动方式的塑造和引领能力。这种能力并非固有，而是在与现实的互动、与追随者的协作以及不断应对挑战的过程中动态生成的。
这为我们理解在非西方语境下，以及在国家权力高度集中的社会中，民间社会力量如何通过整合思想资源、组织社会资本和投身具体实践来生成和运用影响力提供了独特视角。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考察这种模式的可持续性、其内部潜在的矛盾，以及其在更广阔社会场域中的扩散和影响。
免责声明： 本文仅基于提供的语音转录文本进行分析和改写，旨在探讨其中所呈现的关于权力、组织和实践的观念。文本中的观点和判断（包括对其他群体的批评）均来源于原始记录，不代表本文作者或平台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