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分钟哲学·政治哲学】为什么丘吉尔在说谎？为什么西式民主是虚伪的？
对西方民主理论中去政治化倾向的批判
摘要
本文旨在批判一种普遍论调，即认为西方代议制民主是现有政治制度中“最不坏的”选择。文章认为，这种观点掩盖了政治现实中的一个关键层面，即生产关系和初次分配中固有的权力结构与阶级动态。西方民主机制通过将这些基础性权力关系去政治化，将其呈现为中性、非政治性的经济或社会事实，从而将政治活动限制在对现有分配格局结果的调整层面，形成一种“二阶”政治反应。这种机制无法触及或改变导致这些结果的根本权力结构，表现出固有的虚伪性。文章进一步探讨了对更根本性、“一阶”民主的追求，并简要提及了一种“多阶民主”的设想及其潜在的实践挑战，最终强调任何政治制度都必须承认和直面基础分配关系中的政治性对抗，而非加以掩盖。
引言
关于何种政治制度最为优越的讨论长期以来是政治哲学与社会科学的核心议题。一种颇具影响力的观点认为，尽管存在不足，西方代议制民主（通常被称为“西式民主”）是当前人类社会所能实现的最不坏的制度形式。然而，本文对此论断提出质疑，并认为这一论断的成立依赖于对政治现实的某种特定理解甚至掩盖。本文将深入分析西方民主机制如何通过特定的意识形态操作，规避和遮蔽了政治领域中一个至关重要的维度，从而暴露其内在的局限性与虚伪性。
一、 基础政治格局的掩盖与去政治化
西方民主在很大程度上将其自身塑造成唯一的、自然的政治组织形式和权力关系反应模式。这种呈现方式的问题在于，它有效地掩盖了更为基础和深层的政治现实。这种现实不是在选举、议会辩论或法律条文中产生的，而是植根于社会最基本的权力结构——即生产关系及其伴随的权利分配格局。这包括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劳动力的组织与分配、产品的分配权、消费资料的分配权以及管理权等。这些构成了一个社会权力关系的基础形态，是政治力量对比和阶级态势的直接体现。
然而，在西方民主的主流论述中，这些基础性的分配关系和权力结构常常被“去政治化”（depoliticize）。它们被视为中性的经济事实、技术安排或私法领域的契约关系，仿佛与“政治”这一概念无关。通过这种意识形态操作，基础层面的权力动态和潜在的对抗性关系被抽离了其政治属性，从而使其在形式化的政治议程中变得不可见或被边缘化。西方民主体制表面上是对权力关系的反应与决定模式，但实际上，它掩盖了这种被去政治化的基础政治格局。
二、 “二阶”反应的局限性
对基础政治格局的掩盖导致了西方民主机制的“二阶”性特征。它不是对权力关系原生状态的直接反映，而是一种对原生分配关系所产生的结果的反应。具体而言，通过投票和代议制等形式，民众的意愿更多地体现在对当前政策成果、资源分配现状或特定社会经济状况的调整意愿上。这种机制反映的是在既定基础结构下，如何改良、修正或微调由此产生的具体问题（例如，预算分配、社会福利水平、公共服务质量等），而非直接反映或改变构成该结构的权力分配意愿本身。
在资产阶级法权体系的框架下，个体在形式上被赋予平等的政治权利（如一人一票），但由于其在基础分配格局中的位置（例如，劳动者与资本家）存在根本差异，他们在政治过程中所能追求和影响的首要目标亦不同。对于大多数处于弱势地位的个体而言，其核心诉求往往首先集中在保障生存必须品，如食物、住所、医疗和工作。他们的政治参与和投票意愿，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如何确保或改善这些基本生存条件的反映，这些反映主要作用于政策的预算层面或执行细节，而难以触及决定这些条件分配方式的基础权力关系。因此，西方民主下的政治活动更多的是对结果的“施争”（reactive/responsive to outcomes），而非对原因或结构的直接、根本性干预，表现出明显的“二阶”局限性，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结构性或“EGA”（此处假定指代某种根本性调整或变革）反应。
三、 虚伪性与意识形态功能
将生产、分配、再生产等第一线活动中固有的权力对抗与阶级态势去政治化，是西方民主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核心功能之一。它通过宣称政治是中性的、普遍的（例如，“一人一票”的抽象平等），掩盖了现实政治中深刻的阶级烙印和不平等权力结构。这种掩盖使得那些直接决定个体生存状态和发展机会的基础分配关系，在主流政治话语中变得“无害化”和非政治化，仿佛它们是自然而然或仅仅是经济效率的问题。
由此，西方民主体制呈现出一种内在的虚伪性（hypocritical）。它表面上代表了普遍的民意和权力制衡，但实际上，它规避了触碰最核心、最原始的政治——即关于谁拥有控制权、谁享有分配权、谁承担劳动力的根本性政治。这种虚伪性在于，它承诺通过政治机制解决社会问题，但却将导致许多问题的根本原因（基础权力分配）排除在有效政治作用范围之外，使得通过其代议制路径进行的调整往往“无足轻重”（insignificant），无法根本改变权力格局。
四、 对替代路径的思考
鉴于西方民主在触及基础权力结构方面的固有局限性，如何实现一种更直接、更根本性的“一阶”民主成为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议题。一种可能的思考方向是探索“多阶民主”的模式。这种模式认识到，由于个体在基础分配格局中的位置不同，其与特定社会事务（如福利保障、环境保护、产业发展等）的利益关联程度和诉求亦存在差异。
“多阶民主”的核心理念在于，针对不同的利益诉求和治理事务，应设计不同的投票权分配或权重机制，使其更能反映相关群体在这些事务中的真实利害关系和权力位置。例如，在涉及基本民生保障的事项上，低收入群体的投票权重可能应高于高收入群体；而在涉及特定产业政策的事项上，该产业的劳动者和管理者的权重可能有所不同。这种模式试图打破“一人一票”在所有事务上的抽象平等，使其更贴近基础权力格局与特定问题之间的关联性，从而暴露和承认被传统西方民主所掩盖的基础政治维度。然而，实现这种多阶民主面临巨大的实践挑战，包括如何公平地确定不同事务的投票群体与权重，以及由此带来的治理成本和复杂性。
结论
本文认为，将西方代议制民主奉为“最不坏的”制度，忽视了其通过去政治化操作掩盖基础权力结构和阶级动态的根本性缺陷。这种机制将政治活动限定在对现有格局结果进行“二阶”调整的层面，无法触及导致这些结果的根本性政治关系。因此，西方民主在处理社会深层矛盾时表现出固有的虚伪性和局限性。对任何旨在实现更公平、更具代表性的政治制度的探索，都必须首先承认和直面生产关系、初次分配等基础领域中不可回避的政治性对抗。未来的制度设计，无论采取何种形式（包括可能的“多阶民主”探索），其有效性的基本前提是打破对基础政治格局的掩盖，使其成为政治议程的核心部分。对适合特定国情的政治制度的选择，必须以此核心要求为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