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义主义】存在（being而非existence）主义（3-3-1）——真正的存在论哲学家根本不是所谓的“存在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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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生存论与存在主义之辨及其历史语境
摘要
本文旨在分析一种关于德国及法国20世纪早期哲学运动（常被笼统称为“存在主义”）的特定解读框架。该解读强调区分“生存论”（Existentiality/Philosophy of Existence）与“存在主义”（Existentialism），并认为后者的核心在于对“是”（Being）或“存在”（Sein）的研究，而非仅关注个体生存状态。文章探讨了海德格尔、萨特等哲学家在这种框架下的位置，分析了其哲学体系被视为一种“三纲”式结构的可能性，并将其置于两次世界大战前后欧洲的历史危机语境下。最后，文章探讨了现象学在其中的中介作用，并提出这些哲学尝试的一种解读：它们是为了在紧急历史时刻生产一种“主人话语”。
关键词： 生存论；存在主义；海德格尔；萨特；是；此在；现象学；历史语境；主人话语
1. 引言：术语之辨与研究范围
本文将依据一种独特的视角，考察通常被归入“存在主义”范畴的20世纪早期欧洲哲学思潮。该视角核心在于对核心术语的重新界定：主张应严格区分“生存论”（Shengcunlun）与“存在主义”（Cunzai Zhuyi）。根据这种观点，常见的将 Existenzphilosophie 翻译为“存在主义”是片面的，更准确的译法应是“生存论”或“生存主义”。而真正的“存在主义”，则被界定为一种更为基础、指向本体论层面的哲学研究，即对“是”（Being/Sein）进行研究的“是学”（Shi Xue）或“存在学”（Cunzai Xue），或称之为“第一哲学”（First Philosophy）。
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是这种狭义“存在主义”的代表人物。他的体系被称为“基本存在论”（Fundamental Ontology），其研究对象是存在（Sein），以及存在如何中介化自身的过程。与此相对，“生存论”则更广泛地关注人类个体在特定生存状态下的体验和结构。本文将循着这一区分，探讨相关哲学家的思想结构、历史根源及其潜在目的。
2. “存在主义”的界定与排除
依据上述严格界定的“存在主义”，其研究核心是“存在”（Being）本身及其机制。这一定义将排除许多通常被认为是存在主义者的思想家，例如克尔凯郭尔（Søren Kierkegaard）、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乃至卡夫卡（Franz Kafka）。排除他们的理由在于，这些思想家往往预设了某种超越者（如上帝，克尔凯郭尔）或未将研究核心直接置于“存在”本身，而是更多地探讨个体面对荒谬、信仰或权力意志等概念时的生存境况。萨特（Jean-Paul Sartre）和海德格尔则因其对“存在”或“是”的探究（即使路径不同），被纳入这一狭义的“存在主义”范畴，特别是被归类为“无神论的存在主义”或“现象学的存在主义”。他们的共同起点是不预设超越者或绝对权威。
海德格尔对“是”（Sein）的研究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主词与谓词之间的等同关系（A=A），而是关注“是”在最初或原创形态中的有限化和变异过程。在海德格尔的体系中，“是”的优先存在方式体现在人类存在，即“此在”（Dasein）之中。此在的存在方式（Existenzweise）即是实存性（Existentiality），表现为“向着什么存在”（Sein zu…）、“为什么存在”等多种“在”（Da）之前缀修饰的状态，如“上手状态中的在”（Zuhandensein）、“常人中的在”（Das Man）等。这些“加的前缀”代表了此在不同的实存方式或生存方式。
尽管海德格尔常被视为后观念论者或反观念论者，但从上述“第一哲学”的角度看，其工作实质上与黑格尔（G.W.F. Hegel）和谢林（F.W.J. Schelling）的核心哲学事业存在连续性，可以被视为对德国古典唯心主义本体论体系的一种补充或调整。这种哲学事业的连续性不应被忽视。相比之下，马克思（Karl Marx）虽然深受黑格尔影响，但其转向实践的路径则与此不同，并未继续在本体论或生存论层面进行哲学建构，而是直接诉诸符号学对世界历史进行把握。
3. 历史语境：“来不及了”的时代需求
将这种哲学思潮置于其产生的历史语境中，一个核心的驱动力被描述为一种深刻的“来不及了”感。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正经历剧烈的社会变革与危机。教育普及化、印刷术进步、宣传机器兴起以及煽动性政治（如波拿巴主义）的出现，导致大众的知识图景被快速侵蚀和占领。知性化的教育体系被认为过于缓慢和中介环节过多，无法有效阻止民众非理性化或被军事动员卷入厮杀。
这种时代需求是直接性、快速性与迅捷性。传统的、复杂的知性教育体系被认为无法及时培养出能够抵御非理性浪潮或引导社会方向的人才。知识分子普遍察觉到危机迫在眉睫，需要新的哲学来提供更直接、更迅速的应对方案。正是在这种“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的急迫氛围下，出现了对哲学进行改造的尝试。然而，即使在这种追求速度的背景下，海德格尔和萨特等核心人物仍然保留了对现象学和辩证法的基本尊重，认为第一哲学（是学/存在学）的基础不可逾越。他们试图在第一哲学的基础上实现某种“快”，从而组织和回应当时的“生存论运动”，即现代性危机的爆发、人口的批量原子化、以及民众被政治意识形态和暴力机器快速动员起来走向混乱和冲突的局面。
这种解读认为，海德格尔和萨特等的存在学/存在主义，实质上是对德法等西欧国家现代性危机爆发的一种知识组织尝试，但最终在危机全面爆发之前便已“失败”。那一时期（尤其二战前后），社会处于高度混乱和残酷状态，各种力量快速更迭，缺乏稳定结构。传统的本体论、现象学乃至逻辑主义争论，在军事动员、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兴起的大背景下，显得无力应对。当时的知识分子意识到需要新的哲学来纠偏，但其核心反应依然是从第一哲学出发，试图在混乱的生存论局面中重建秩序。
4. “三纲”结构与主观主义
演讲者提出了一种分析框架，将其称为该哲学体系的“三纲”结构。这种结构不同于传统的形而上/形而下二元对立，或黑格尔体系中形而上框架决定内在环节的等级制。在海德格尔的框架下，存在（Sein）与存在者（Seiende）处于一种紧张关系中，而此在（Dasein）或实存（Existenz）则充当了中介。
传统上，本体论层面的存在被视为形而上，存在者则位于形而下。然而，在该解读中，实存（作为此在的存在方式）被置于形而下层面，但具有优先性和揭示本体论结构的能力。海德格尔的基本存在论正是通过对此在（这个形而下的实存）的分析，来揭示作为形而上的存在结构的。因此，此在作为实存，成为存在与存在者之间的中介。这种结构带有明显的主观主义色彩，强调此在作为第一人称体验的主体，其生存具有优先性，能够揭示和把握基本存在论的架构。
例如，海德格尔分析此在面对虚无时所产生的畏（Angst）。这种畏并非指向具体的存在者，而是指向此在自身的虚无性，这种虚无性并非此在创造，而是其存在结构的一部分。演讲者认为，这种畏的体验（无论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使得世界得以“世界化”，使得此在的存在有了其动力学机制和辩证法环节，而这一切都根植于生存性的第一人称体验。这种畏甚至被解读为一种无意识的体验模式，海德格尔可能在此处存在模糊不清。
在本体论层面上，存在（Sein）和存在者（Seiende）之间存在竞争关系。海德格尔语境下的“存在者”可能指代无意义的“无码”（Sartre语境下可能是“他者”），它们是辩证法家构建的游戏中介。处于右侧的“存在者”被描述为一种“本体论闭合的蛇皮玩家”，它们是“去生存论化”、“去主体化”的存在模式，在这种视角下是“堕落的”。这种“去生存论化”的等级式，包括实证主义、技术至上主义、统计学等异化形式。协调这种竞争关系的，正是此在的主体性生存。
5. 现象学的中介作用与知识来源
在认识论层面，这种哲学体系继承了本体论和观念论的一些遗产，但通过现象学进行了改造。主观主义现象学或主体现象学（Subjective/Subjectivist Phenomenology）成为知识同一性和有效性的来源。现象学在此体系中扮演了核心中介角色。它既是本体论（因为它研究意识意向性指向的对象及其结构），也是观念论（因为它强调意识的主体性建构），同时又与生存论紧密相连（因为它关注此在的体验结构）。因此，现象学等同于生存论，并作为中转环节存在。
这种现象学被视为一种“凡人的知识”，其核心原则是“有限性原则”（Principle of Finitude）。尽管它可能指向无限，但其出发点始终是界限和有限性。海德格尔、萨特、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等现象学家或后观念论者，由于接受过严格的科班训练，对观念论和辩证法本体论有深刻掌握，因此他们的理论根基建立在有限性之上。然而，他们通过“暧昧的环节”进行中介，似乎隐含着实存（主体性的生存）内部蕴含着一个世界的观点。这种内在世界与外部存在者的张力，使得他们的体系虽具“三纲”结构，但并非完全封闭，而具有调和场域论和本体论的能力。
6. 哲学目的：生产“主人话语”
最后，从更宏观的视角看，这种哲学运动的目的被解读为一种知识生产行为，尤其是在历史紧急关头。作为高级知识分子，他们的工作在于生产一种“主人话语”（Master Discourse）。这种话语是为特定的社会群体（如高级知识分子、文科精英）服务的，并具备为军事或政治共同体的紧急动员提供意识形态支持和精神动员的能力。一篇哲学著作，在这种解读下，其影响力不亚于制造上千门大炮，代表着民族国家的精神振奋或某种方向指引。
7. 结论
综上所述，本文基于一种特定视角，对20世纪早期常被称为“存在主义”的哲学思潮进行了分析。该视角强调区分“生存论”和狭义的“存在主义”（即对“是”的研究），将海德格尔等人的工作定位为在历史危机背景下对第一哲学进行重塑，并试图通过对“此在”和“实存”的分析，以及现象学的中介作用，来应对现代性带来的混乱和“来不及了”的时代紧迫感。该分析框架将其结构概括为存在-存在者-实存（此在）的“三纲”模式，并揭示了其中潜在的主观主义倾向。最终，这种哲学尝试被置于生产“主人话语”以应对历史紧急关头的功能性解读之下。这种解读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有助于理解这一复杂哲学运动的某些面向及其与特定历史语境的关联。对“生存论”和“存在主义”的明确区分，是理解这一分析框架的关键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