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事求是】职场的职级序列里的高薪小资是资产阶级的教士、文书、税吏、打手、帮凶和总预备队，通过高额消费和投机来维持并提升阶级地位 ——绝非无产阶级！
当代语境下“无产阶级”概念的再审视：基于特定群体经济地位与社会功能的分析
摘要
本文旨在探讨在当前社会经济结构变迁下，“无产阶级”这一概念的适用范围。基于对特定语音转录文本的分析，文章详细阐述了该文本中提出的“无产阶级”界定，并重点考察了文本中强烈质疑的、普遍被认为是“打工人”但实际经济地位较高、处于特定产业（尤其是平台经济与互联网行业）核心职能的群体。通过分析其收入水平、财富积累方式、职业风险以及在经济系统中的实际功能，文章尝试呈现文本作者对该群体阶级属性的判断，并探讨其为何被排除在传统或文本作者界定的“无产阶级”之外，进而反思当代社会阶层划分的复杂性。
引言
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无产阶级”概念，通常指称丧失生产资料、依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现代雇佣工人阶级。然而，随着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演变，特别是互联网、平台经济的兴起，劳动力的形态和雇佣关系变得日益复杂。在当代中国，“打工人”成为一个广为流传的词汇，似乎囊括了所有受雇劳动者，模糊了不同经济地位和职业功能群体之间的界限。本文基于一份非正式的语音转录文本，剖析其中对“无产阶级”概念的独特界定及其对特定高收入劳动者群体阶级属性的否定性分析，以期为理解当代社会阶层结构提供一个（文本作者视角的）切入点。
一、文本中“无产阶级”的界定
语音文本作者首先给出了其语境下的“无产阶级”界定。这一界定并非完全依据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定义，而是结合了当代中国社会的一些特定现象。作者主要将“无产阶级”指向以下两类群体：
- 农民工二代和三代： 这一群体通常面临“老家回不去”的困境。农村收入极低，土地产出或租金微薄（每月数百元），加上父母微薄的新农合养老金，家庭缺乏稳定的经济基础和足够的财富积累。他们进城务工，但职业发展受限，经济地位脆弱。
- 落魄的职工二代和三代： 特别是指那些父母曾是国有或集体企业职工，但在改制中被“买断工龄”，退休待遇不高，缺乏健全社会保障的家庭后代。他们不像过去的国有企业职工那样享有稳固的养老和医疗保障。
这两类群体的共同特征是，其家庭缺乏代际的财富积累和稳定的社会保障，其成员即便通过努力获得一定收入，也面临较大的养老负担和生活压力，向上流动的通道狭窄且充满不确定性。他们的家庭财富很大部分需要留作父母的养老金，难以支持其在大城市购房等高额支出（如作者提及的“六个钱包”对这类家庭可能挤不出足够的资金）。
二、对特定高薪职业群体的阶级属性质疑
文本作者用大量篇幅分析并强烈质疑了另一类群体——身处一线城市、获得高额薪资（月薪三万至五万以上，甚至年薪五十万至六十万或更高）的职场人士，尤其是在大型互联网和平台公司工作的技术（程序员、工程师）或产品、运营、营销等岗位人员。尽管他们常被公众视为“打工人”，面临高强度工作（如996）、职业倦怠和35岁被优化的风险，文本作者却坚决认为他们不属于、也几乎不代表“无产阶级”。
作者提出的理由主要包括：
- 显著高于平均的收入水平： 作者认为，这些群体的收入（如年薪五六十万）已经远超一般雇员的概念，甚至接近某种意义上的“合伙人”收入水平。这种高收入使他们在经济上与传统无产阶级存在本质差异。
- 利用家庭资源进行高额消费/投资： 虽然面临高房贷压力（每月四五万甚至更高），但他们能够动员家庭资源（如“六个钱包”挤出两百万首付）购买数百万甚至上千万的房产，这表明他们拥有传统无产阶级不具备的资源调动能力和潜在的资产积累能力。
- 在资本运作中的职能角色： 作者尖锐地指出，这些高薪技术人员（如程序员）在平台经济中扮演的角色，是设计和优化算法，直接服务于资本的价值最大化目标。他们通过算法精细化管理（如对外卖骑手路线、接单的严密计算，对商家和用户的促销、券的设置），加剧了底层劳动者和小型供应商的“内卷”和被剥削程度，同时也通过复杂的规则设计（如领券、满减陷阱）影响和控制消费行为，绕过监管，获得定价权。作者甚至将他们比作“帮凶”，是资本用来“吸血”的工具，其工作成果直接服务于压迫更底层群体。
- 阶级意识与社会定位差异： 作者认为，这些群体并非像传统工人那样与资方处于根本对立面，他们更倾向于在现有体制内通过层层晋升（混职级）来提升自己的地位，视高管为“自己人”（一旦混上去），而非剥削者。他们更类似于依附于权力或资本体系的“官僚阶级当中的底层”或“依附性知识分子/技术精英”，而非独立的无产者。作者甚至将他们类比于历史上的“书吏”或“雇佣兵团体”，其工作内容是维护和强化现有统治或资本的秩序与利益，而非反抗。
- “预备资产阶级”的潜质： 作者认为，这些高收入者有潜力通过积累资金、获取风投等方式，成为“预备资产阶级”，自己去创办企业或进行投资，实现阶级跃升。这与传统无产阶级“除了锁链没什么可失去的”状态截然不同。
三、分析与讨论
文本作者的分析提供了一个非主流但极具冲击力的视角，挑战了当下流行的“人人都是打工人”的泛化概念。其核心论点在于：判断一个群体是否属于无产阶级，不仅要看其是否受雇于人，更要看其在整个经济体系中的实际功能、其收入来源的性质（是否直接参与价值榨取）以及其所拥有的资源调动能力和潜在的阶级跃升可能性。
作者对“无产阶级”的界定更侧重于社会底层的、缺乏代际财富积累和健全社会保障、经济地位极度脆弱的群体。而对高薪技术人员的否定，则强调了其工作内容并非简单地“出卖劳动力”，而是通过其高技能劳动，直接服务于资本的增殖和对更底层群体的控制与剥削。从这个角度看，他们被作者视为资本的协作者，甚至是压迫链条中的一环。
然而，这种分析也存在一些值得讨论之处：
- “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界限： 将高薪技术人员完全划入“统治集团”或“官僚阶级”可能过于简化。他们固然服务于资本，但同时也面临巨大的职业压力、健康牺牲和失业风险。他们是资本的工具，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资本规训和剥削的对象（例如996工作制本身就是对劳动力的过度压榨）。他们的高收入中包含了对这些牺牲和风险的补偿，以及资本为争夺稀缺技能而支付的溢价。
- 阶级意识的复杂性： 并非所有高薪技术人员都认同资本的价值观或将自己视为未来的资本家。许多人可能并未意识到其工作对底层群体的负面影响，或仅仅将其视为一份高薪工作。他们的阶级意识可能模糊、分裂，介于认同现有体系和对自身境遇感到不满之间。
- “剥削”的多层次性： 现代资本主义的剥削是多层次的。资本家剥削工人，但处于中间阶层或管理层的劳动者，可能既是更高级资本的被剥削者，又通过其职能参与到对更底层劳动者的剥削中。这构成了一个复杂的剥削网络，难以简单地划分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阵营。
尽管如此，文本作者的分析提醒我们，不应简单地将所有受雇劳动者都视为同一阶级。收入水平、职业内容、在生产关系中的实际作用以及对社会资源的控制/调动能力，都是分析当代阶层结构时不可忽视的维度。将平台经济中的高薪技术人员与传统意义上的产业工人或服务业底层劳动者视为同一阶级，可能会掩盖不同群体在经济地位、利益诉求和社会功能上的巨大差异。
结论
该语音转录文本提供了一种对当代中国“无产阶级”概念进行再审视的视角。作者基于对特定社会群体经济状况和职业功能的观察，将无产阶级限定于缺乏代际积累和稳定保障的底层劳动者，并将平台经济等领域的高薪技术人员排除在外，认为他们更接近于资本的协作者、统治机器的工具或“预备资产阶级”。
虽然文本的论证方式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和情感倾向，其阶级划分标准也值得商榷，但它成功地指出了当前社会结构中一个重要的分化现象：一部分高技能、高收入的劳动者，即使受雇于人并面临职业风险，其经济基础、社会功能和潜在阶级流向都与传统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存在显著差异。这种区分有助于我们更精细地理解当代社会内部的复杂性，以及不同群体在当前经济体系中的位置和相互关系。未来关于阶级的研究，需要更多地关注这种分化现象，并探索如何在新兴经济形态下更准确地界定和分析不同的社会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