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译读】黑格尔《逻辑学》存有论（3）为什么不以费希特的“自我”作为开端，为什么这一番准备性工作本身是没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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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哲学开端的必然性：黑格尔对以“我”为起点的批判及其“存在”的优先性
摘要： 本文探讨了黑格尔《逻辑学》中关于哲学开端问题的论述，重点分析了他对试图以“事实本身”或费希特式“我”作为起点的批判。黑格尔认为，真正的哲学开端必须是无中介、最简单的规定，即纯粹的“存在”。任何预设了具体内容或主观确定性的开端，都未能摆脱意识的对立性，并可能导致对哲学研究对象的误解。通过考察“我”作为开端的复杂性及其对客观演绎的要求，黑格尔论证了为何“存在”才是《逻辑学》和整个科学体系的必然起点。
关键词： 哲学开端；《逻辑学》；黑格尔；费希特；我；存在；无中介；规定；主体性
1. 引言：哲学开端的难题
任何严谨的哲学体系都必须面对如何开始的问题。开端不应是任意的，而必须是必然的、无预设的。然而，确定这样一个无预设的开端本身就是一个挑战。有人可能认为，哲学应该直接从“事实本身”开始，而非抽象的开端。但正如黑格尔在《逻辑学》中所指出的，这样一个所谓的“事实本身”如果尚未经过科学过程的规定和确定，它自身仍然是一个“虚空的存在”（empty being）。什么是事实？事实的内在核心是什么？这些问题本身恰恰是逻辑学研究过程必须予以确定的，而不能提前预知。因此，试图以某种看似具体的“事实”作为开端，反而引入了需要先行证明和规定的复杂性，未能达到无预设的要求。任何试图以空无存在之外的某种形式开始的努力，都将遭受同样的缺陷，停留在一种虚空的存在层面。
对于那些对“存在”（Being）这一开端感到不满，试图以其他方式开始哲学或逻辑学探索的人，他们需要自行承担由此带来的风险，并努力避免随之产生的各种弊病和缺点。然而，作为哲学本身，我们不能完全忽视对于一个更为原初的开端的讨论，特别是那个近期因其“恶名”而备受关注的起点——“我”。
2. 对以“我”为开端的批判
以“我”作为哲学开端，特别是费希特哲学中的“我”，其提出源于两个主要考虑：一方面源于一种反思，认为所有知识或表现都必须从某个第一真理（或称“我”）中推演出来；另一方面源于一种需求，即这个第一真理应该是某种我们已经熟悉、甚至能够立即直接确证的东西。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以及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中的“先验我思”都体现了这种对立即确定性的追求。
“我”似乎从一开始就显现为既是其自身，又是某种直接的东西，并且是我们以一种比认识其他任何事物都更为深刻的方式熟悉的东西。认识的其他任何东西都似乎是从属于这个“我”的内容。然而，从属于“我”的事物是作为内容而存在，它们仍然与“我”自身相区别，因此是偶然的。相比之下，“我”似乎是自身的一个简单的、必然的确定性。
然而，问题在于，这个“我”在呈现出简单的确定性的同时，它本身也是一个“具体”的东西，甚至是“所有事物中最具体的东西”。它是对自身的意识，是一个无限多重世界的意识。在“我”能够成为哲学开端之前，它的这种具体性必须首先得到演绎和阐明。这意味着“我”具有二重性：一方面是自身的简单确定性，另一方面是意识领域的丰富性和具体性。这种丰富性和规定性使得“我”不能作为一个无预设的哲学开端，因为它本身是一个复杂的结果。
费希特体系中将“我”从具体的意识中“纯化”或“切除”其具体性，使其作为抽象的“纯粹我”进入意识，这被视为一个“绝对行动”。这种行动是将主体提升到“纯粹知识”的立场，在此立场下，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区分消失了。然而，黑格尔认为，这种提升，如果仅仅是作为一种“直接被要求的”行动，它仍然是一个“主观的设定”（subjective postulate），尚未在哲学体系内部通过其自身的必然性得到证明。在纯粹的“我”从直接意识进展到纯粹知识的过程中，其内在必然性必须在“我”自身内部通过证明性的方式展示出来。
缺乏这种客观的运动和证明，纯粹知识（或称理智直观）对于普通意识而言，就会显得是一个无端的主张，一个依赖于个体是否能在自身中发现或产生的主观经验状态。
更进一步，将纯粹知识规定为“我”作为开端，即使意在强调其先验性和非经验性，也容易导致一个严重的误解：认为从这个“我”的进一步发展中得出的哲学命题和关系，都可以在普通意识中找到，甚至认为哲学的讨论就是关于这种普通意识。事实上，真正被讨论的那个“我”是经过先验纯化、远离经验意识的，而许多人却误以为讨论的是他们日常经验中的那个“我”。
将纯粹知识规定为“我”，尽管可能意在强调其作为主体的规定性，但这种规定性却总是携带并提示着那个主观的、经验性的“我”的局限性，而这些局限性恰恰应该在进入纯粹知识领域时被遗忘。这种规定不仅是多余的（因为纯粹知识本身已经超越了主客对立），而且会带来困扰，因为它似乎重新引入了主体和客体的二元论。黑格尔认为，这种做法使得哲学开端变得浮浅（superfluous）。
通过更仔细的考察，如果以“我”作为开端，它仍然保留了主体性的特征。科学的实际发展表明，在从“我”出发的进程中，对象仍然存在，并始终保持着相对于“我”的自身规定性。因此，以“我”为起点并未真正克服意识的对立性，反而仍旧“纠缠于表象”（in tangled in appearance）。
3. “存在”：必然与无中介的开端
鉴于上述对以“我”为开端的批判，我们需要一个真正能够克服意识对立、自身无预设、最简单的规定作为哲学（逻辑学）的开端。这导致了一个更本质性的观察：即使“我”本身在其自在方面（in itself）可能是纯粹知识或理智直观，并且可以合法地被宣称为一个开端，但在科学（整个体系）的展开中，我们关注的不是自在的、孤立呈现的东西，而是思想中内在之物在其“外在实存”（external existence）中的表现，以及这种内在之物在这种实存中所获得的“规定”（determinations）。
换言之，哲学关注的不是绝对者的内在体验是什么样子，而是这种内在性表现于外部、进入客观存在时呈现出什么形态及其本体论效应。无论理智直观的这种外在化或绝对者、永恒者、神圣者的表现是什么，在科学的一开端，它不会是任何复杂之物，而只能是一个初步的、直接的、简单的规定。这个规定就是“存在”（Being）。
我们给这个简单的规定赋予“存在”这样一个名称，无论我们给它多么丰富的含义，在作为开端的当下，它仅仅是“存在”这个词所表达的简单性。它没有进一步的含义，它就是这个虚空的存在。
黑格尔认为，这个洞见本身是如此简单，以至于它作为哲学科学的开端，不需要任何进一步的准备或引导。唯一的合法考量是这样一个绝对的开端事件如何进入到“可论说的知识”（discursive knowledge）当中，以及如何变得可以阐明和理解（illumination and intellectability）。虽然理智直观可以粗暴地拒斥中介和证明性的外在反思，从而似乎直接把握真理，但任何超出这种简单直接性的东西，都将是具体的东西，并将在自身中包含多种规定。而对具体之物的阐明和揭示，本身就是一个中介过程，它从某个规定开始，进展到另一个规定，如此循环往复。这是一个必然的运动，而非任意的或独断的。
重要的是，对一个具体之物进行阐释的开端，其本身不能是具体之物。它必须是简单的、直接的。如果一开始就以某个具体的东西作为开端，我们将失去展示这些规定的组合如何构成其具体性的证明过程。这正是黑格尔强调的发生学逻辑：开端本身必须是未规定、最简单、最直接的东西，即“存在”，体系的复杂性和规定性是从这个简单的开端中必然发展和演绎出来的。
因此，尽管某些神秘主义或神学立场可能声称在对永恒者或绝对者的直观和思维中把握到了比纯粹存在更丰富的东西，但这种更丰富的东西必须首先以“可论说的知识”形式呈现，而非仅仅是图像性的或不可言说的。无论知识中隐含的内容多么丰富，首先呈现的规定始终是简单的。因为只有在直接性中，才没有从一物到另一物的进展。任何在关于绝对者或神的丰富表象中，超出“存在”本身而被说出或暗示的东西，在开端之处，都仅仅是一个“空洞的词”和纯粹的“存在”。
4. 结论
综上所述，黑格尔对哲学开端的论述深刻批判了以“事实本身”或“我”作为起点的尝试。他认为，这些尝试或是未能摆脱对尚未规定之物的预设，或是引入了自身具有复杂性和具体性的概念，从而未能满足无中介、最简单的开端的要求。特别是以“我”为起点，尽管看似提供了主观的确定性和熟悉性，却因其内在的具体性需要额外的“绝对行动”来纯化，且这种纯化在体系外部看来可能只是一个主观设定，从而无法克服意识的二元对立，并可能导致对纯粹知识的误解。
黑格尔坚定地认为，逻辑学（以及整个哲学科学）的真正开端只能是纯粹的“存在”。“存在”是那个最简单、无规定、无中介、自身没有内在区分的规定。它的合法性不在于任何先前的证明或预备，而在于它作为所有规定性得以产生的最初的、唯一的可能起点。哲学体系的运动和发展，就是从这个简单的“存在”出发，通过辩证的中介过程，逐步展开和规定自身，从而最终证明“存在”作为开端的必然性。这种开端不是通过外部引导或预备性论说来说服读者，而是通过揭示任何预备工作的多余性，使读者认识到：开端本身就是那个不需要进一步引导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