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体论_生存论】何为死亡？
原视频链接
好的，以下是将语音转录文本整理并编写为一篇偏学术的文章：
死亡的本质：从庸俗概念到生存论探寻
摘要
本文旨在探寻“何为死亡”这一古老而核心的哲学问题。通过批判性地考察日常及医学领域对死亡的理解，并超越将死亡视为一种简单平行关系的观念，本文提出死亡的本质在于一种深刻的“自我遗忘”过程，并将其描述为一种连续的“退壳”机制。进一步分析知性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揭示其如何通过失败的退壳和虚假的对称性，构建出主体间性得以“站立”的经验世界。在此基础上，我们将人的死亡理解为一种“倾倒”，它引发了哀伤与面孔现象。最终，通过区分无所在的哀伤和有所在的悲伤，本文将死亡重新界定为一种“搜寻”机制——一种“时机对于方向的搜寻”，从而揭示死亡作为一种调控性机制，在生存论场域中的独特地位。
关键词： 死亡；生存论；现象学；自我遗忘；退壳；知性；主体间性；哀伤；面孔；搜寻
引言
“何为死亡？”这是一个贯穿人类历史、持续困扰哲学思考的根本问题。在日常经验和庸俗化的理解中，死亡常被简化为生命的终结，功能的中断，或社会关系的丧失。医学将死亡定义为生理机能的不可逆转的停止。然而，这种理解是否触及了死亡的本质？死亡仅仅是某种“不再在世”的状态，还是包含着更深层次的本体论或生存论内涵？
本文旨在超越对死亡的表层理解，深入探究其更为原初和孤绝的维度。我们将首先区分庸俗意义上的死亡与一种绝对的、孤绝的死亡概念。接着，通过批判性地审视将两者置于简单“平行关系”的直觉，揭示这种平行关系的致命幻觉。本文的核心论点在于，死亡是一个连续的“自我遗忘”及“退壳”过程，并在考察知性在此过程中的作用后，阐述人类经验世界如何在这一失败的退壳机制中得以构成。最后，我们将转向人类的死亡——这种“站立者的倾倒”——所引发的哀伤与面孔现象，并最终尝试将死亡重新界定为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搜寻”机制，以此为“何为死亡”提供一种新的生存论视角。
1. 死亡的两种概念：庸俗之死与孤绝之死
首先，我们需要区分两种对死亡的不同把握方式。一种是日常或庸俗医学所理解的死亡。在这种意义上，死亡意味着个体在“人事”中的不再存在，即不再处于主体间的关系之中，无法再与周围的人进行交互、交谈、交流。个体被共同体“除名”，不再被认识或被纳入社会交往的网络。这种死亡可以被描述为一种被“流放”、“放逐”或“消失”的状态。然而，这种消失并未在一种绝对的、孤绝的意义上把握死亡。它仅仅是被从一个既有的、以外在标准衡量的社会或功能系统中移除。从这一层面切入，我们尚无法触及死亡更为深刻的“平行关系”之本质（尽管后文将批判性地解构此处的“平行”概念）。
另一种概念是绝对的、孤绝的死亡。这种死亡指向的是“说我者”的终结。借用某种现象学或生存论的表述，“说我者”是指那个能够言说“我”、给出一种“到处”（utterance, expression, spirit）的意识或灵魂。这个“到处”组织起个体的、个人的生存叙事，是一种言说之语、见证之语。即使是植物人，只要意识活动尚存，某种意义上的自我确证仍然可能。然而，绝对的孤绝之死意味着连“说我者”本身——那个能够给出“到处”的场域——也不再存在了。某人个体的“存在”（exist）彻底消失了。
当“说我者”不再在时，我们直觉上会感到矛盾：他不在了，但他似乎又在某个地方？那个“到处”自我的场域，那个自我意识域，似乎总是寄生于某个更原初的“场”。这种原初的“场”与自我意识域的关系，似乎平行于世界与身体的关系，而自我意识域无非是心灵的体现。我们常说“心灵有其身体性”，而那个原初的“场”有时被视为“语言”，因为意识域的展开似乎发生于语言之中。
然而，将这种关系简单地理解为平行关系是一种“致命的幻觉”。世界和身体之间的关系，以及由心灵意识和言说构成的“到处”与它回溯性看到的那个“场”之间的关系，并非简单的平行。这种看似平行的关系之所以具有致命性，在于这两种观看或体验方式是根本不同的。
2. 死亡作为自我遗忘与退壳：一种断裂的连续
为了理解这种致命幻觉，我们需要把握两个“原初的位面”：一个是“原初的道说者”或“原初说我者”，另一个是“原初的场”或“原初家园”。原初道说者之所涌现的场，是第一个位面。而那个“原初的场”——有时被称为“原初存在”或“语言存在学”所追问的“死之所由”——是另一个位面。后者似乎更原初，是可死者之所由来。
然而，将这两个原初位面与经验层面（如先验观念论的意识或主体，以及生存论的场）以及更经验的层面（世界与身体）简单地看作平行关系是错误的。这种看似平行，实则是一种“致命的幻觉”。世界与身体的关系（仿佛身体在世界之中），尽管在某种意义上揭示了经验层面的真理，却遗忘了死亡及其断裂性。在经验层面，死亡常被扭曲为一种涌现或生成。
实际上，原初的场涌现出原初的道说者，世界在展开与消逝中把握身体的轮廓，身体的轮廓被视为与我密切相关。在这两种把握中（原初层面和经验层面），都存在着一种断裂与“无情的遗忘”。这种遗忘并非共同体不再记住个体，而是一种自我遗忘（self-forgetting）。
死亡意味着自我遗忘。在这里，我们把死亡把握为一种自己忘掉自己的过程，并且是一种漫长的、无可挽回的遗忘。可痛性失去了，丧失了自身，退变为道说者。世界的轮廓永久丧失了其内在的切己性，变为外在的、不相干的事物，而身体轮廓则被看成是切己的。
这种自我遗忘依然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关系，但它并非简单的“两条线”的平行关系。它是一种层降（sedimentation），是一种“点”的层降，一种“同线”关系（点与线同线）。原初场域的自我遗忘向下层降，变成世界与身体这条线。从这个意义上说，原初的虚线（原初场域与原初道说者之间的断裂）和下面的实线（世界与身体之间的联系）并非平行，这种平行是一种幻象。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幻象，是因为存在一种“片式”（piecemeal）的逻辑，一种视角化的观看（perspectival vision），使得原初的断裂被误认为是一种平行。
实际上，这是一个演化或层降的过程，一种断裂的连续。原初道说者与原初场之间的虚线是断裂的，这种断裂性使得它与世界和身体这条实线——这是一个由具身性现象学和知性把握的连续过程——之间形成了一种垂直的层降。点（原初位面）下落为线（经验位面）。然而，这个过程中存在一个致命的断裂，正是这个断裂导致我们将点看作与线平行，从而产生幻象。
死亡正是一种自我遗忘——不再能够忆起自身，丧失了把握自我的能力。这种自我遗忘是一种层降。原初的语言场域“退”下来成为言语之场（说我者），说我者进一步“成像”为世界，世界再进一步“成像”为身体。这是一个连续的“退壳”或自我弃绝、自我遗忘、自我泯灭的过程。每一环节都是一种退壳和成像。
3. 知性的作用与虚假对称性
这种连续之死，是一种断裂的连续。死亡的终点或卡滞之处似乎在身体这里，具体而言是身体的“知性化”或“性化”。知性使得这种退壳得以进一步发生，但也似乎是退无可退之处。拉康意义上的死亡驱力，这条线上的退壳机制，在身体这里卡住了。知性作为身体的自我切割力量，将内在性向外轮廓化，并进一步切割这个轮廓，导致人类进入概念世界，一个分裂的世界。
在这个阶段，身体不再是纯粹的肉体，而是现象学意义上的具身性结构。知性是身体的思维官能，是身体作为剩余器官（organ without body）的体现。在知性的把握下，身体被分裂地理解，这种分裂性甚至回溯性地投射到之前的层次：言语被分裂为意识（心理学意义上的），语言被分裂为所谓的无意识。原初场域被分裂为“心灵的身体”（soul’s body），而原初言说者被分裂为“心灵的心灵”（soul’s soul）。知性自身，作为身体的头（body’s head），则是一种“心灵的心灵”。
然而，知性在这里的退壳是失败的。它退无可退，因为它无法像之前那样退到一个新的“壳”。如果知性完全退掉自身的壳，它将成为“无壳之物”，就像黑格尔的思辨理性那样，成为纯粹的运动本身。但知性通常卡在这里，成为一种分析性的、无法整全的力量。
这种卡滞导致了一种虚假对称性。知性会将自身（身体的头）狂妄地等同于原初道说者（心灵的心灵），甚至是原初场域（心灵的身体），从而导致整个图像的翻转。原本由死亡退壳力量贯穿的层级（原初场域 -> 言语 -> 世界 -> 身体），在知性的作用下，世界与身体之间呈现出一种对立状态，这构成了实在论的基础（身体有内在轮廓，世界是外在的）。
这种虚假对称性使得知性（经验主体）将自身设定为一个中介点，连接了两个被它虚假地对称化的绝对者：一个是在知性把握下的“必然不死的我”（先验现象学主体的自我意识，不可分解，不可层降），另一个是被连接起来的“原初说我者”（被遗忘的存在，沉默的上帝或原初秩序）。这两个绝对者之间，在身体与世界这个边界上，主体间的关系得以“站立”起来。庸俗理性在这里构建了具身性（左）与在世性（右）的幻想。站立于中间的是“普遍说我者”——人类，同类之人，他们的站立根植于身体的复数性和世界的复数性，以及知性的镜面性（mirroring）和翻转能力。
4. 站立者的倾倒、哀伤与面孔
人类作为“站立者”，其死亡不再是原初的、贯穿性的退壳，而是一种倾倒（tipping over）。站立者的死是向某个方向的倾倒，或者向他者之死（象征性生命的残余），或者向自我之死（过往之自我的焦虑）。这种倾倒是被知性的虚假结构“站立”起来的生命所特有的死亡方式。
这种倾倒带来了哀伤（grief/mourning）。哀伤源于死亡的绝对孤绝性——不可共死（impossibility of dying together）。死亡是如此孤绝，以至于无法与他者一同经历或一同理解。不可共死导致了哀伤成为一种不可治愈的伤痛，是死之孤绝性的一面镜子。主体性的原子性或单个人性，恰恰是由死之孤绝性这种生存论压力催生出来的。不可共死即不可共生，意味着与世人的共在本身就已经包含着一种哀伤，一种“不可独死之哀怨”——渴望在面对死亡的壮力时被看见、被哀悼，渴望他者的爱。
哀伤以面孔（face）的形式显现。面孔是精神的壳，是头盖骨的边界。生命活在面孔上，它是生存的前沿（frontline），是意识与世界、内在与外在冲突与斗争的前线阵地。面孔是身体性的、主体间的结构，是人在面对必死性时进行持续的自我否定和转瞬自我确证的场域。
死亡在这里被理解为容颜被遗忘（the face being forgotten）。这不是简单地被遗忘，而是面孔——作为生存前沿的结构——的遗忘。它既是被自我遗忘（个体不再执着于面孔作为前沿），也是被他者遗忘（他者不再将这张脸视为一个活生生的、具有前沿地位的生存）。这是一种自我遗忘的他者性，一种不可拒绝的自我和他者的切换。哀伤正是由于这种不可挽回的倾倒和切换所引发的，它对个体进行着基石般的冲击。他人之死正因此成为“你之死”——个体无法再以主体间性的距离来面对死亡，他者性的丧失意味着死亡的绝对属我性。死亡是他人就是（Death is the Other is），这是一个递归性的定义，暗示了死亡与他者性通过一种做差机制紧密关联，但死亡本身并非他者性，而是这种切换机制本身。
5. 死亡作为搜寻：悲伤的方向与场域
哀伤作为精神的壳，无法像之前的壳一样被完全退去。哀伤无法毁灭，只会淡化或退色。哀伤的淡化、面孔的退色是人类的死（human death）特有的印记。这是一种缓慢的遗忘，一种面孔色彩的退除。这种退色并非死亡本身，而是死亡的属人性，是死亡被人所限定、所承载的方式。退去的色彩并未被抛弃，而是被收集、被珍藏起来，这就是回忆——在生存论走向死亡过程中，面孔淡化退除的颜色的粉末。回忆是有色彩的，它承载着世界。
然而，除了这种淡化的哀伤和回忆，还存在另一种形式：悲伤（sorrow）。与随死者一同消逝于虚无的、无所在的哀伤不同，悲伤是有所在的（located），它能够指向一个原初的场域。这种有所在的悲伤往往以诗的形式显现，因为它具有方向，指向生存的方向，由其所组织。悲伤不同于压抑的、创伤性的哀伤（traumatic grief），它是一种指向性的、甚至积极的生存姿态。
悲伤的“所在”并非具体的物理场所，而是它能够指向那个原初的场域，指向“时机”（occasion）——那个倾倒的时机，那个打破连续性的断裂时刻。死亡，作为这个倾倒和断裂的时机，通过悲伤这个中介，给出了一个场域和方向。这个死亡不再是被埋葬、被层降的力量，而是一种唤起的力量，一种调控机制。它不在于最终完全倒下，而在于在每一次倾倒、每一次偏斜中都蕴含着即将到来的讯息和征兆。死亡是某种讯息和征兆，让我们发现悲伤具有方向和场所。
这种悲伤是需要被搜寻的（needs to be searched for）。搜寻本身就创造了空间，使得场域成为可能。黑格尔逻辑学的连续性在这里断裂，取决于后面的时机和征兆。死亡意味着这个前夕的瞬间需要被寻找，因为它不见了。因此，死亡可以最终被定义为一种搜寻——具体而言，是时机对于方向的搜寻（occasion’s search for direction）。
这是一种本体论机制在寻找另一个本体论机制，或它们之间的一种亲缘关系。死亡是一种搜寻的机制，它意味着时间性和方向性之间既可能有关联，也可能没有关联。这种搜寻不一定成功，它不是朝向一个确定的目标，而是一种迷失（losing one’s way），一种对于方向的搜寻本身。这是一种不断搜寻方向的状态，一种对时间性和死亡的生存状态的精确描述。
结论
综上所述，死亡远非生理功能的停止或社会关系的断裂所能涵盖。它是一种深刻的、原初的自我遗忘和退壳过程，一种断裂的连续。知性在其中扮演了复杂的角色，其失败的退壳制造了虚假对称性，构成了人类经验世界得以“站立”的结构。人的死亡表现为一种倾倒，引发了哀伤，而面孔是这一哀伤及生存前沿的载体。最终，通过悲伤对原初场域和时机的指向性，死亡被理解为一种持续的“搜寻”——时机对于方向的搜寻。
这种对死亡的理解揭示了其本体论的动态性和调控性，而非静态的终结。哲学，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对死亡的练习，一种对这一永恒搜寻机制的体验与探寻。通过这种探寻，我们得以触及生存的深层结构，理解人类存在的脆弱性与独特性。对死亡的思考不是逃避生命，恰恰是对生命本质的深刻反思与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