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为什么再怎么省钱还是穷：花钱的本质，上班的本质，薪水的本质，996的本质，老板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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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隐性岗位租金与劳动力的再生产：一种非传统政治经济学视角
摘要
本文基于一种非传统的政治经济学视角，审视了当代雇佣劳动关系及劳动者消费行为的本质。文章提出，“工资增长”在特定意义上可被解读为“隐性岗位租金”的下降。通过将劳动者类比为“个体户”或“租户”，将雇主类比为“房东”或“东家”，将工作岗位视为劳动者向雇主“租用”的生产资料入口，本文分析了劳动者高消费的深层原因——即消费主要服务于体力、脑力和社会关系等多层面的“劳动力再生产”，其中尤其包括维持工作岗位所需的“生产关系再生产”，这部分构成了主要的“隐性岗位租金”。文章进一步探讨了延长劳动时间（如“996”工作模式）对这一模型的影响，认为它在提高名义收入的同时，可能不成比例地增加了隐性租金的支付，并损害了其他形式的劳动力再生产，导致劳动者整体处于不利地位。本文主张揭示并讨论这种隐性租金的必要性，以促进对劳动关系本质的更清晰理解。
关键词： 政治经济学；劳动力再生产；隐性租金；雇佣关系；消费；996工作制
1. 引言：对传统雇佣关系理解的挑战
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框架通常将工资视为劳动力商品的价格，是劳动者提供劳动力的报酬，雇主则支付工资以获取劳动力的使用权，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生产和获取利润。劳动者的消费行为则被视为工资收入的分配，部分用于满足基本生活需求，部分用于其他支出。然而，这种理解在解释一些现代劳动现象和劳动者困境时显得不够深入。
本文尝试引入一种具有启发性的非传统视角，重新审视雇佣关系和劳动者消费的本质。核心论点是将雇主-雇员关系类比为房东-租户关系，将工作岗位视为劳动者向雇主“租用”的、进行生产活动的“摊位”或入口。在此框架下，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并非完全是对其劳动创造价值的直接报酬，而是包含了一种为了占用这一岗位而支付的“租金”。这种租金通常不是显性的、明码标价的，而是内嵌于工资结构之中，故称之为“隐性岗位租金”。
本文将基于这一视角，探讨以下问题：第一，在此框架下，劳动者的消费行为具有怎样的本质和驱动力？第二，为何劳动者，即使看似节俭，仍可被视为“高消费者”？第三，“隐性岗位租金”在劳动者消费结构中扮演何种角色？第四，工资增长（“长薪”）与这一隐性租金有何关联？第五，如何应用这一模型来分析如“996”等延长工作时间现象的影响？
2. 劳动力再生产与隐性岗位租金的概念界定
在这一非传统视角下，劳动者的生存与发展所需的一切活动，都可被归入“劳动力再生产”的范畴。这一再生产是劳动者维持其劳动能力、继续参与生产活动的基础。劳动力再生产至少包括以下几个层面：
2.1. 体力再生产： 指维持身体健康和体能所需的活动和支出，如饮食、住房、休息、医疗等。
2.2. 脑力再生产： 指恢复精神、提升认知能力和文化素养所需的活动和支出，如休闲娱乐、学习、获取信息、维护情绪平衡等。
2.3. 社会关系再生产： 指维护和发展个体社会网络和地位所需的活动和支出，如社交、家庭维护、符合社会规范的着装等。这些关系有助于个体的生存和发展，也可能间接影响其职业机会和稳定性。
本文提出，在上述再生产支出中，存在一个被忽视且成本高昂的部分，即“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具体而言，是维持其工作岗位（“饭碗”）所需的再生产。这部分支出构成了本文的核心概念——“隐性岗位租金”。
2.4. 隐性岗位租金（或生产关系再生产的代价）： 这是劳动者为获取并维持特定生产岗位的使用权而间接支付给雇主的代价。它并非一笔明确的租赁费用，而是通过劳动者创造的价值中被雇主截取的部分来体现。雇主（“房东”）通过提供岗位（“摊位”）并允许劳动者在此进行生产活动，从而获取了这部分“租金”。用一个非学术性的比喻，劳动者是在“租用”这个岗位进行“经营”，而其“收益”中有一部分必须作为“租金”上交给“房东”。这种租金之所以被认为“不公道”，是因为它并非完全对应于雇主提供的实际服务或资本投入，而更多地是对劳动者进入生产领域的“收费”。
从这个意义上讲，劳动者是“高消费者”，因为其 상당比例的消费并非完全为了个人享受，而是为了满足上述不同层面的再生产需求，尤其是维持其生产地位所支付的隐性成本。无论如何“省钱”，用于维持基本生存和岗位（体力、脑力、社会关系及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必要支出是无法根本避免的。
3. 工资增长的另类解读：作为隐性租金的下降
传统的观点认为工资增长是对劳动者贡献增加或劳动力市场供需变化的反映。然而，本文提出的“隐性岗位租金”视角提供了另一种解释：工资增长（“长薪”）在某些情况下，实质上是劳动者所支付的隐性岗位租金的下降（“降租”）。
例如，当雇主为现有员工加薪时，这可能并非仅仅是对其过去表现的奖励或未来价值的肯定。从“租金”角度看，雇主可能权衡了因员工离职（“租户清退”）而导致的岗位空置（“摊位闲置”）所带来的潜在租金损失（在寻找和培训新员工期间）。与其冒着损失数月甚至更长时期租金的风险，雇主可能选择降低现有“租户”的“租金”（即提高工资），以确保岗位持续产生价值，即使这意味着每单位价值中截取的租金比例或绝对量有所减少。
因此，“长薪”可以被理解为雇主为了降低自身更换“租户”的成本和风险，而对现有“租户”提供的一种“租金优惠”。这种优惠使得劳动者从其创造的总价值中能够截留的部分相对增加，从而感知为工资的提高。
4. 延长劳动时间（如996）对隐性租金的影响
应用上述框架分析当前普遍存在的延长劳动时间现象（如“996”工作模式）具有重要意义。表面上看，延长工作时间似乎是为了增加劳动者的总产出，并可能伴随名义工资的提高。然而，如果我们将工作岗位视为一个“摊位”，工作时间则是“摊位”的“营业时间”，那么延长营业时间意味着劳动者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维持这个“摊位”的运作。
在此框架下，如果“隐性岗位租金”是与工作时间长度相关的（例如按时长计费），那么延长工作时间（如从955到996）将导致劳动者支付的隐性租金总量显著增加。即使名义工资总额有所上升，例如从1万元增至1.8万元，但如果隐性租金的比例也随之提高（如从30%的3000元提高到30%的5400元），那么劳动者实际可用于自身其他形式再生产（体力、脑力、社会关系再生产）的时间、精力和金钱就可能不成比例地减少。
具体来说，长时间工作挤占了劳动者的休息、学习、社交和陪伴家人朋友的时间，直接损害了体力、脑力和社会关系的再生产效率和质量。虽然名义收入可能增加，但用于弥补过度劳动对身体、精神和社会资本造成的损害所需的“再生产成本”也随之提高，甚至可能因“透支”而无法完全弥补。从长远看，这可能导致劳动者整体健康水平下降、精神状态不佳、社会支持网络弱化等问题。
因此，从隐性租金的视角看，“996”模式下名义工资的提高，可能是以不成比例增加隐性租金支付和严重损害劳动力其他形式再生产为代价的。雇主作为“房东”通过延长“摊位营业时间”并按时长收取更高比例的“租金”而获利，而劳动者则可能因再生产投入不足或成本过高而陷入“稳亏”状态。
5. 将劳动者视为“个体户”及隐性租金的透明化诉求
基于上述分析，将劳动者自身视为一个“个体户”可能有助于更清晰地认识其经济地位。在这个模型中，劳动者是经营自身劳动力这个“业务”的主体，他们通过“租用”雇主提供的岗位来开展业务，并在此过程中产生收入，同时也承担着包括隐性岗位租金在内的各项再生产成本。
这种视角打破了传统上雇员对组织的身份归属感，强调了劳动关系中个体经济行为的独立性和计算性。如果劳动者是“个体户”，那么他需要清晰地知道其“经营成本”，特别是支付给“房东”的“租金”。然而，隐性岗位租金的本质恰恰在于其不透明性。劳动者往往不清楚在其总收入中，有多大比例是用于支付这个“岗位租金”。
本文认为，促进隐性岗位租金的透明化具有重要意义。如果这一租金能够被显性化、被讨论、甚至被协商，那么劳动者将能更理性地评估不同工作岗位（“摊位”）的真实“租金”水平及其性价比，包括在延长工作时间下租金是否合理增加。这可能有助于推动劳动者与雇主之间就劳动时间和报酬结构进行更公平的对话和协商，类似于商业租户与房东协商租金和租赁条款。这种透明化和协商过程，呼应了类似于历史上“减负降租”的诉求，旨在减轻劳动者维持生产地位的隐性负担。
6. 结论
本文基于一种非传统的政治经济学视角，提出了“隐性岗位租金”的概念，并将其置于劳动力再生产的框架下进行分析。文章认为，劳动者的消费行为很大程度上由维持其多层面（体力、脑力、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再生产的需求驱动，其中维持工作岗位所需的“隐性岗位租金”是重要且高昂的组成部分。工资增长可被理解为这种隐性租金的下降。对“996”等延长劳动时间模式的分析表明，这种模式可能以不成比例地增加隐性租金和损害其他形式的劳动力再生产为代价，从而对劳动者整体不利。
将劳动者视为“个体户”并呼吁隐性岗位租金的透明化，有助于揭示雇佣关系的深层经济动力，赋予劳动者更强的议价基础和自我认知。尽管这一视角具有非传统性，其启发意义在于提供了一个新的分析工具，帮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当代劳动关系的复杂性、劳动者消费的结构性原因以及过度劳动带来的系统性成本。对这一隐性租金及其影响的进一步研究，对于构建更公平、可持续的劳动环境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