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事求是】发钱和消费品的UBI都没用，甚至更坏——掌握生产资料、扭转力量对比才有用，可以从基本通讯保障开始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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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生产资料的分配在解决社会不平等中的核心作用：对货币与消费品援助的批判
摘要
本文探讨了当前应对社会不平等和经济困境的一些普遍政策措施，特别是直接货币转移（“发钱”）和基本消费品保障，并对其有效性提出了质疑。基于对权力结构和生产资料控制权关系的分析，文章认为，这些基于消费端而非生产端的干预措施，不仅未能触及不平等的根本原因，反而可能在既有结构下加剧两极分化和通货膨胀，进一步巩固既得利益者的优势。核心论点在于，真正能够改变社会力量对比、从根本上解决不平等的关键在于重新分配生产资料，或赋予底层民众获取和控制生产资料的能力。本文将通讯能力视为21世纪重要的生产资料之一，并以此为例说明普惠性的生产资料分配对提升底层“物质力量”及其社会议价能力的重要性。
关键词： 社会不平等；生产资料；权力结构；货币转移；消费品保障；通货膨胀；物质力量；通讯能力
引言
在应对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尤其是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背景下，政策制定者和学者们提出了多种干预方案。其中，直接向民众发放货币或提供基本消费品保障是常见的思路，旨在缓解底层民众的生存压力，刺激需求。然而，本文认为，这些措施可能仅是治标不治本的手段。问题的核心在于，社会不平等并非单纯的收入或消费水平差距，而是根植于对生产资料的控制权及其由此产生的权力结构差异。若不触动这一基础性结构，任何旨在改善消费端状况的努力都可能被现有体系所消解或利用，最终难以实现根本性的社会力量对比转变。
一、 对货币与消费品援助局限性的批判
普遍的直接货币转移（发钱）被视为一种快速提升民众购买力、刺激经济的手段。然而，在当前的社会经济结构下，这种方式存在显著的局限性。
首先，大规模的货币注入在生产资料控制权高度集中的体系中，极易引发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是对货币购买力的剥夺，尤其对持有现金或存款较少、收入增长缓慢的底层民众而言，其影响更为致命。他们的有限积蓄迅速贬值，购买力大幅缩水，仅有的资金只能用于购买日常消费品，而无力投资或获取任何形式的生产性资产。
其次，通过消费循环，注入底层民众手中的货币最终会流回控制生产资料的资本所有者手中。资本阶级通过提供消费品和服务，有效地回笼了这部分资金，进一步集中了社会财富。这种机制非但没有削弱他们的优势，反而可能通过资产价格的上涨（部分由通胀驱动）和消费利润的累积，加剧了原有的两极分化。正如论者所言：“你注入的水越多，两极分化的程度越大，而且通胀起来之后……穷人户头上的一万块钱也不值钱了。”
同样，提供基本消费品保障作为一种福利措施，其效果也取决于提供和分配这些消费品的渠道控制权。如果消费品的生产和分发体系仍然由既得利益者主导，那么这种保障措施也可能被用作维护现有权力结构的工具，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加剧不平等，因为它并没有改变底层在生产领域的被动地位。
因此，无论是直接发钱还是提供消费品保障，如果未能触及对生产资料的控制这一核心问题，其对于改善社会力量对比、解决深层不平等的效用将极为有限，甚至可能适得其反。它们本质上是在现有框架内进行的再分配，而未能挑战或重塑该框架本身。
二、 生产资料：物质力量与权力结构的核心
本文的核心论点在于，社会力量对比的根本取决于“物质力量”，而物质力量的核心载体是对生产资料的控制。生产资料不仅包括传统的土地、厂房、机器设备等，更广泛地指代一切能够用于生产、创造价值的物质和非物质资源及能力。真正能够实现社会力量对比的“扭转”，在于将生产资料的控制权从高度集中的少数人手中，向更广泛的社会成员分散。
设想极端情况下的类比：如果能够普遍地向底层民众分配具有实际生产能力的资产，例如具有物质改造能力的工程车辆（如转录中提到的“泥头车”，虽是比喻，意在强调生产性资产），这将直接改变他们的经济地位和社会议价能力。他们不再仅仅是劳动力的提供者或消费品的需求者，而是拥有了一定的生产能力，能够参与到价值创造过程中，甚至组织小规模的生产活动，从而在根本上改变其依附性地位。
传统的生产资料如机床、车床、洗床等，现代技术中的无人机、以及无形的但具有生产性作用的特种行业作业技能、教育（作为精神生产资料）等，都属于广义的生产资料范畴。对这些生产资料的获取和掌握程度，直接决定了一个群体在社会经济结构中的位置和影响力。如果底层民众能够普遍获得这些生产资料，他们的议价能力和自主性将大大增强，从而实现力量对比的实质性转变。
三、 通讯能力：21世纪的关键生产资料
在信息时代，通讯能力已成为一种不可或缺的生产资料。智能手机、互联网接入、以及通过这些工具获取信息、学习技能、建立连接、组织协作乃至进行“自媒体发生”（表达和传播信息）的能力，对于个人参与现代社会经济活动至关重要。它不仅是获取消费信息的工具，更是连接外部世界、获取知识、发展自身、参与公共生活的平台。
普遍的、无障碍的通讯权（例如免费提供终端设备和免除通讯费用）能够极大地提升底层民众的“物质力量”。它打破了信息壁垒，使得贫困群体能够更容易地获取教育资源、就业信息、法律援助，甚至在紧急情况下向外界求助。更重要的是，通讯能力赋予了他们组织和发声的能力，使得他们在面对不公时不再孤立无援，能够形成集体力量，提升其社会影响力。这本身就是对传统权力结构的一种潜在挑战。
因此，普惠性的通讯基础设施和免费的通讯服务，可以被视为一种有效的、符合时代特征的生产资料分配形式。它不像直接发钱那样容易被通胀稀释和被消费体系回笼，也不像发放特定实物资产那样具有操作和维护的复杂性，而是一种赋能性的基础设施投资，能够长期地提升底层民众的生产性和参与能力。
结论
本文批判了将直接货币转移和基本消费品保障作为解决社会不平等核心手段的局限性。这些措施在现有权力结构下往往难以实现预期的效果，反而可能加剧两极分化和通货膨胀。本文强调，社会力量对比的根本在于对生产资料的控制。真正能够扭转不平等局面的，是将生产资料从集中走向分散，赋权于底层民众，使其拥有切实的“物质力量”。在21世纪，通讯能力作为一种关键的生产资料，其普惠性供给对于提升底层民众的生存发展能力和社会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因此，未来的政策设计应超越单纯的消费端援助，将焦点更多地放在如何通过教育、技能培训、创业支持以及关键生产资料（包括数字基础设施）的普惠性分配，从根本上改变底层民众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从而实现更为公正和可持续的社会力量对比平衡。这需要对既有的经济体系和权力结构进行深刻的反思和可能的重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