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主义的封建本质：父权制、男权主义、亲子继承权和抽象的“神圣名义”
父权制批判：继承、神圣名义及其在资本主义中的幽灵
摘要
本文旨在对父权制进行批判性分析，并深入探讨其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持续存在和影响。有别于将父权制简单定义为男性统治的传统视角，本文认为父权制的核心在于一种基于血缘和亲缘关系的继承权体系，即“子权制”。这一体系在前现代社会具有特定的历史功能，但在现代性——尤其是资本主义体系——中，它以私有财产继承的形式残留，并与资本的“神圣名义”相结合，构成了资本主义内在的病理学特征和结构性矛盾。理解父权制的这一深层机制，对于认识资本主义的非理性根基及其未来走向至关重要，同时也揭示了反父权制立场与马克思主义批判资本主义的内在一致性。
引言
父权制（Patriarchy）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和权力结构，长期以来是社会理论批判的核心议题。它通常被理解为男性对女性以及社会资源的支配体系。然而，本文将提出一种更深层次的视角，认为父权制的核心机制并非仅仅体现为直接的男性统治或父系家长制，而是根植于一种历史悠久的、基于血缘链条的“子权制”（Filial/Inheritance System）——即强调后代对前辈权利、地位和财产的继承。尽管表面上父权制表现为父系统治，但其运作的实质动力和内在逻辑是通过血缘相连的后代（最初是子，后扩展至血脉后代）来延续和再生产家庭乃至更广阔的社会单元。这种机制在前现代社会发挥了维系社会结构、组织生产和传承资源的特定作用，但在现代资本主义的框架下，它异化并延续为私有财产的继承制度，与现代性的去魅趋势形成张力，并构成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核心残余。本文将追溯父权制的历史形态，解析其在现代资本主义中的表现，并阐述为何对父权制的批判，尤其是对其继承机制的批判，是理解和超越资本主义的关键一步。
一、 父权制的核心：超越家长制的“子权制”
传统父权制往往以家长制（Patriarchalism）的形式呈现，即家庭或家族中的父辈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然而，家长制并非父权制的终极真相，它只是“子权制”的表现形式。父权制的真正核心在于其作为一种以血缘和家庭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再生产机制，其首要目标是家庭单元的再生产，特别是家庭地位、财产和关系的代际传承。
在这种体系下，家庭被建构为一个具有独立人格或法人地位的社会单元，它能够承载经济、政治、人口繁衍、教育、文化等功能。这种“人格化”的家庭单元，其核心运作逻辑是通过父辈（Parental Figure）生育并养育子辈（Offspring Figure），子辈再组成新的家庭，如此循环，实现家庭单元及其所拥有的资源和权利的“在生产”。因此，“子权制”是父权制得以维系的根本，它保障了财产（土地、货币）、人口、工具、生产关系以及权力地位等能够得到有效继承。父权制表现为家长制，但其内在驱动力是“家长制要育出新家庭”，并在旧家庭与新家庭之间建立一种抽象的、连续性的血缘纽带和依附关系，从而完成继承。
值得强调的是，“子权制”的运作并非仅仅是基于某种抽象的父系垄断。更深层面上，它像是一种扭曲的“母性关系”——不是指母亲的权力，而是指一种通过生育（广义上的“育”）建立起的、表面上看似天然、实则充满强制性的关联。这种关联通过生育和血缘将个体绑定在特定的家庭单元和社会位置上，构建了一种看似有机、实则具有高度等级性的社会网络。
二、 父权制的历史功能：前现代的秩序与竞争
在前现代的封建时代，父权制与土地紧密结合，构成了“土地人格化”的时代。家族链条通过姓氏与土地封号绑定，构成了封建的贵族体系和权力网络。生活于其上的个体，无论其身份高低，都被纳入这个由土地、血统、姓氏和封号构成的抽象网络之中，其地位和力量都依附于这个体系。这种体系通过军事力量和贸易网络等方式维持其统治的合法性。
在生产力不发达、社会组织模式落后的时代，这种父权制下的继承体系具有某种历史性的“进步意义”。其主要功能在于缓解“继承人冲突”（Successor Conflict）。例如，封建君主倾向于将权力传给自己的亲生儿子，这看似是非理性的血缘偏好，但它为权力的代际转移提供了一个预设的规则，避免了掌握实权的助手、下属或盟友之间为争夺最高权力而进行无止境的内耗和撕杀。虽然新继位的子辈可能能力不足，需要清除对其构成威胁的旧臣势力，但这导致了周期性的“洗牌”和竞争，反而能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体系的更新和调整。与无规则的混战相比，这种基于血缘的继承提供了一个相对确定的“最大公约数”或“共主”，使得其他有实力的家族或个人能够暂时围绕这个中心进行博弈，从而维持了最低限度的社会稳定。婚姻关系，特别是母系家族的力量，也在其中扮演了调和与缓冲的角色，进一步增强了体系的韧性。
这种历史功能是在特定的物质条件下实现的：农业时代的低战争烈度、有限的人口规模、较低的动员效率以及有限的宣传和文化普及度。这些因素共同限制了继承冲突的破坏力，使其不至于威胁整个人类群体的生存。在这种环境下，基于血缘和亲缘的等级压迫，虽然残酷，但由于较低的社会流动性和有限的信息传播，其不可调和的矛盾尚未充分显现。人们通过血脉联系和共同体位置获得了某种心理上的认同和归属感，缓解了内在的否定性。
然而，即使在前现代，父权制的内在矛盾和继承危机也周期性地导致社会动荡和权力更迭。但总体而言，它在维持农耕社会秩序方面发挥了长期作用。
三、 现代资本主义的父权制幽灵：血脉与私有制的结合
随着现代性的展开，社会经历了“去血脉中心化”、“去人化”、“去物化”以及“去神秘化”的结构性转变。世界的理解从有机、神秘、充满活性的物活论（Animism）转向机械性、结构性的视角。个体不再仅仅被视为血脉网络的节点，而是被视为抽象符号系统中的差异性位置。这种去魅的过程瓦解了血脉的神圣光环。在现代社会，婚姻自由得到承认，家庭形式多样化，血统似乎不再是决定一切的因素。
然而，现代资本主义体系并未彻底摆脱父权制的幽灵，它在核心处保留了一种强烈的父权制残余：基于血脉的私有财产继承权。尽管现代继承法表面上不分性别（与前现代的父系继承不同），但其核心逻辑仍然是：通过一种偶然的生物学事实（血缘关系，现由DNA等科学手段确认），将个体与其先辈的财产权利绑定，实现财产的代际传承。
这种继承权体系之所以是父权制的残余，原因在于：
- 偶然性与必然性的混淆： 它将生物学上偶然的血缘关系，等同于在社会生产和财富创造中应得的必然权利。
- 属性的错位： 它错误地将生物性遗传（如身体特征、某些天赋倾向）与人类独有的社会性、道德性、理想性和意志力等属性的继承混为一谈，并以此为依据赋予继承权。
- 内在的暴力： 它强制性地优先考虑血缘关系，而非基于实际贡献、能力或情感联系来分配资源，如同原文中提及的例子：一个辛勤照顾老人的外人可能比血缘亲属更有资格继承遗产，但在血统崇拜下，这种合理性会被父权制逻辑所压制。
- 血统崇拜的延续： 现代继承权仍然是人类固有“血统崇拜”的体现，认为血脉或生殖关系蕴含某种神秘力量或天然信任，可以无条件地传承财富和地位。这种崇拜将人类社会关系划分为等级，阻碍了基于个体价值和贡献的公平评价。
- 资本的“神圣名义”与血脉的再魅化： 资本（Capital，在西方语言中常用大写字母开头，暗示其神圣性）在现代社会获得了某种“神圣名义”。这种名义体现为对个体私人财产——特别是资本性财产——所有权的绝对化和神圣化。继承制度则通过血脉关系，将这种神圣的个人名义及其所代表的财产权利进行传递，使得看似去魅的现代资本，在代际传承环节重新与血脉的神秘性结合，实现了某种形式的“再魅化”。
资本主义之所以难以彻底摆脱这种继承制度，部分原因在于它在“人本存在的再生产”方面存在结构性缺陷。尽管现代工业文明在工具和物质生产资料的再生产上效率极高，但它在个体的精神、意识、情感关系以及社会认同的再生产上，仍然高度依赖于（并剥削着）具有前现代残余的私有制家庭单元。过于冷冰冰、完全机械化的社会关系，会引发个体内在的否定性，使得人们难以对整个社会体系产生认同。家庭及其（被理想化和神圣化的）亲缘关系，成为了缓冲和弥补这种社会冷漠的机制，同时也承担了人口和基本社会化的功能。私有财产的继承权则进一步强化了家庭单元的独立性和重要性，并激励其承担这些再生产任务。
这种现代性内在的危机和未完成的现代化，为反动力量提供了土壤。例如，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正是对这种现代性机械性、原子化感到无法忍受的反弹，他们幻想重新回到一种基于血脉、民族或种族的病态共同体中，重新寻回那种神秘、浪漫、有机的连接感，而这种幻想的核心正是父权制残余——血统崇拜——的极端化表现。
四、 占有性私有制与继承性私有制：神圣名义的两种形式
现代资本主义中的私有制，可以分为占有性私有制（Possessive Private Ownership，即个人对通过市场交换或生产过程占有的财富的所有权）和继承性私有制（Inherited Private Ownership，即通过血缘关系无条件获得的财产权利）。两者一脉相承，共同构成了资本主义的私有制体系。
占有性私有制体现为个人对社会分工和合作大生产所产生的整体财富中某个部分的“宣称权”（Claim）。这种宣称权被赋予了一种“神圣名义”，使得拥有者能够不容置疑地拥有和支配财富，即使其积累过程可能涉及剥削或不正义手段。这种个人名义的神圣化，类似于前现代领主对土地的神圣宣称权，它超越了具体的劳动付出或社会贡献，成为一种本体性的权利。在现代，这种个人名义与“公民身份”（Citizenship）绑定，资产阶级市民通过其公民身份及其在资本名义册上的注册份额，获得了对社会财富的宣称权，并认为这是公平的。然而，这种“公平”是片面的，因为它建立在生产资料初始占有的不平等以及对非资本所有者的劳动剥削之上。
继承性私有制则进一步强化了这种神圣名义的非理性基础。它允许这种神圣的个人名义及其附带的财富宣称权，仅仅通过血缘关系进行传递。这意味着一个从未对社会做出贡献的个体，仅仅因为其血脉联系，就能继承巨额财富和社会地位。这是一种“共同体迷思”的表现，即整个社会默认并接受“血脉的连续性等同于经济关系的连续性”的法权逻辑。这种逻辑追根溯源，正是前现代父权制中“子权制”的现代翻版。虽然现代社会不再有封建领主对其领地上人身的效忠宣称权，但财产继承权依然保留了血脉对物质财富的“神圣”关联。
因此，继承性私有制不仅是不公平的，它更是资本主义私有制逻辑中最为露骨的前现代残余。它暴露了资本主义看似理性和效率的外表下，隐藏着非理性的血统崇拜和结构性暴力。一些现代资本家通过巨额遗产税（如原文提及的90%）或慈善捐赠来限制后代继承，某种程度上恰恰是对这种非理性机制的有限否定，说明即使在资本主义内部，也有力量在挑战这种继承逻辑。
五、 父权制批判与马克思主义的契合点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父权制（特别是其核心的继承性私有制）与资本主义私有制是深度捆绑、一脉相承的。父权制的神圣名义（血脉、子权）与资本主义的神圣名义（资本、个人所有权）相互强化。对父权制的批判，尤其是对其通过血缘延续继承权的机制的批判，必然触及资本主义私有制最核心也是最不合理的部分。
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在于批判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私有制，指出其内在的剥削和异化。父权制的继承体系正是强化了这种基于非劳动所得的占有，并将这种不平等固化于代际之间。认同父权制的逻辑，特别是其“子权制”和无条件继承权，实质上就是认可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关键机制。这与马克思主义追求消灭剥削、建立更公平的社会生产和分配模式的目标是根本对立的。
因此，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可能同时是一个父权制或男性沙文主义的拥护者。后者所依恋的血统崇拜、等级秩序和非理性继承，恰恰是资本主义病理学的重要构成部分，也是其最终需要被克服的原因之一。试图在父权制框架内谈论马克思主义，是对两者核心理念的根本误解。
六、 结论
父权制并非简单的男性统治，其深层核心是一种基于血缘的继承权体系——“子权制”，旨在保障家庭单元及其资源的代际再生产。这种机制在前现代社会具有历史功能，但在现代资本主义中，它异化为私有财产的继承制度，与资本的“神圣名义”相结合，构成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核心残余。这种继承制度是偶然的生物学事实与社会权利的非理性捆绑，内含暴力，并延续了血统崇拜和等级结构。
资本主义对父权制残留的依赖，反映了其在实现真正“人本存在的再生产”和克服社会冷漠方面的不足，也为反动力量提供了思想资源。对父权制的批判，必须触及其核心的继承机制，而这种批判与马克思主义对私有制和剥削的批判具有天然的契合点。
最终，要超越资本主义及其内在的病理学，不仅需要改变生产和分配的物质模式，更需要克服根植于父权制和血统崇拜的非理性幻想和“神圣名义”。只有清醒地认识到个人、财富与血缘之间的所谓“天然”联系是历史建构的迷思，并破除这种幻想，人类社会才能真正走向一个更公平、更理性和更自由的未来。这种转变不仅是外部结构的调整，更是对人类自身理解——摆脱血缘和机械性二元对立的束缚——的深刻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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