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义主义复习课】辩证唯物主义意义上实践着的理论家的大致区分（4-1）若没有对应的实践单元则只是被豢养的文人学者
原视频链接
作为理论家的姿态：一种批判理论视角下的角色分类与历史演变
摘要
本文旨在探讨特定批判性理论传统中“理论家”这一角色的不同类型、发展路径及其历史语境。基于一段口述讨论的框架，文章提出了一个层次化的分类体系（以“4.1”及其子项表示），用以区分理论家与一般学者，并分析了不同理论家类型在批判对象（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系统/力比多经济）上的侧重、与现实实践的关系，以及在历史“退潮期”背景下的演变。研究表明，理论家的姿态从早期与现实紧密结合的实践型批判，发展出强调行动和现实指导意义的类型，同时也存在偏重体系建构的学究型，以及在特定历史时期占主导的、侧重意识形态和系统批判的学院派。当前语境下，与直接政治行动相脱离的、外围式的文化与意识形态批判（4.1.4类型）被认为是理论家较可持续的姿态，而早期理论与实践深度融合的道路面临挑战。
关键词：理论家；批判理论；政治经济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实践；知识建制化；历史演变
引言
在特定的知识传统和政治思潮中，“理论家”并非一个仅仅指代从事理论研究的学者的中性称谓。它往往蕴含着更深层次的角色定位、与特定派系的关联以及介入现实的潜在要求。理论家的理论活动不仅是对世界的解释，更可能旨在提供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和行动纲领。因此，理解理论家在不同历史阶段和特定语境下所采取的“姿态”及其类型，对于把握该思潮的发展脉络和实践效应至关重要。
本文以一段关于“4.1”框架的口述讨论为基础，尝试构建并分析该框架下的理论家类型学。这段讨论将“4.1”概括为特定理论传统中“侠义”的理论家姿态，并进一步细分为不同的子类（4.1.1、4.1.2、4.1.3、4.1.4等），这些子类在批判侧重、与现实互动方式及历史表现上呈现差异。通过梳理和阐释这些类别，本文旨在揭示理论家角色内部的多样性及其演变逻辑，并探讨其在当前语境下的境遇。
1. 作为理论家的姿态（4.1）与三元批判的基础
“4.1”在此框架中被定义为该理论传统中“侠义”的理论家姿态，区别于仅仅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理论家是特定思想派系中的重要角色，其思想不仅指导自身的活动，也可能影响整个派系的方向。这种理论家姿态的核心在于一种批判性的立场。
原始文本中提到“三连批判”，它是理论家工作的核心内容，尽管其构成元素在描述中有所变化。初步可以识别的批判维度包括：
- 政治经济批判： 针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剥削机制等经济基础层面的分析。
- 意识形态批判： 揭示和分析掩盖或维持现有权力关系的思想、观念、文化形式等上层建筑。
- 系统或力比多经济批判： 这一维度描述相对模糊，可能指向对社会系统内在运作逻辑、符号秩序、甚至非理性驱动力（如力比多经济或爱欲经济）的分析及其意识形态化过程。
这些批判维度可以两两结合或三者融合成不同的理论家类型，构成了“4.1”框架下的主要分支。
2. 理论家类型学：4.1分支的差异与演变
根据文本描述，该框架下的理论家姿态可细分为多个子类，反映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工作重点和现实关联。
4.1.1：草创时期的理论家——从学者到实践者驱动的转变
4.1.1代表了理论家姿态的早期形态和生成机制。它描述了学者（如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如何转变为理论家。这种转变并非仅仅源于主观能动性，而更是由“现实”所驱动。现实的需要和挑战促使学者走出书斋，介入具体的社会进程，并在这一过程中将其学术知识转化为具有现实指向性的理论。这一阶段的核心工作是政治经济批判，正如文本直接引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对资本主义发生学、异化关系、劳动者与现实之间关系的直接考察是这一时期的显著特点。这种理论活动紧密联系最直接的社会现实和经济层面的一阶异化关系，并认识到其对历史形态变迁的推动作用。
4.1.2：行动导向的理论家——理论与实践的深度融合
4.1.2代表了理论家姿态的一个重要发展，其显著特点是将行动深深嵌入理论活动本身。这一类型的理论家，尤其以俄国 theoreticians（如列宁）为代表，他们的成长模式不同于学院派。他们通过系统的学习、研究、写作、交谈和自我教育来构建理论，但这些活动都具有高度的行动性、目的性和现实性。学习是从现实中进行，写作和交谈旨在产生实际效用。
4.1.2类型发展出的一个重要能力是进行“内外评论”（国内国际评论）。这种评论不仅要求深刻的理论洞察和体系建构能力，理解历史发展和现实的辩证法，更要求评论能够触及现实问题，提供指导性意见（如更好的方法、更恰当的要求、可行的改革思路），并拥有现实的传播渠道和广泛听众。这种能力体现了一种“影子化”或“取而代之”的姿态，即具备取代现有低效体制或人物的潜力。
文本进一步区分了4.1.2下的一个特定高度：4.1.2.4。这被认为是“最伟大、最了不起的”阶段，是“影子化”姿态的真正实现。它通过一种被描述为“形而上学化”的批判方式，赋予理论直接的现实力量。这种批判方法似乎能够将理论的洞察转化为实际的策略框架（“平实的点位，框架”），使得没有直接经验的人也能通过学习掌握并应用于现实。达到这一阶段的理论家已不再是脱离现实的“柳朗格”。
尽管4.1.2类型具有强大的现实动员潜力并可能进入权力中心（如列宁的道路），但文本也指出，这一路径有其内在的局限性和失败的风险，如“中派主义”和“投机性”，以及对“真正的力量”的忽视。然而，其在紧张状态下尝试协调各种力量的理论努力仍然具有历史意义。
4.1.3：体系化的理论家与知识的建制化
4.1.3代表了一种更为综合和体系化的理论探索，被描述为具有创新性、统合性、整合性，并带有百科全书式的倾向。文本将其与“知识建制化”和“体系化”的可能性联系起来，认为这种理论家的工作旨在构建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可能为某种“稳定”（Estable）的建制状态做准备。
然而，在后续描述中，4.1.3又与“脱离现实几十年”的状况相联系，描述为在“脑子里面演义”整个体系。这似乎指向了一种在特定历史时期（可能是运动退潮后）的学术化和象牙塔化倾向，理论家在概念层面构建宏大体系，但其思想如何在现实中实践则不得而知。文本甚至将这种状态与进入权力中心的行动型理论家视为“两个极端”。
提及葛兰西（Gramsci）与4.1.3的关系则引入了另一层复杂性。葛兰西的思想强调有机知识分子与社会的联系，打破理论家与历史的固定格局。这似乎是对脱离现实的4.1.3倾向的一种潜在批判或发展方向，指向一种既有深刻理论洞察又能植根于社会、不断适应历史进程的理论家姿态（可能对应文本中未详述的4.1.3.3等子项）。但文本也警示，这种路径可能面临“中庭化”（中立化/居中调和）和“虚假二字图”（虚假二元对立）的风险。
4.1.4：退潮期中的理论家——意识形态与系统批判的主导
4.1.4类型与“整体上退潮”的历史时期紧密相关。在这一时期，大规模的社会运动和实践活动衰退，理论家的主要场域转移到学术界。卢卡奇（Lukács）和阿尔都塞（Althusser）被提及与这一类型相关（尽管卢卡奇本人被认为更早，但其思想启发了后者）。
4.1.4类型最显著的特点是其批判侧重的变化和“去政治化”倾向。在“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系统/力比多经济”这三元中，4.1.4主要侧重于后两者：意识形态批判和系统/力比多经济批判，而政治经济批判的直接性被削弱。这导致其缺乏直接的组织性和行动性（activist 色彩最低），主要从“外围”进行工作，如艺术评论、文化评论。其任务是“将意识形态历史化”，揭示其脉络和谎言，或探索新的可能性。
文本明确指出，在当前的时代语境下，4.1.4被认为是理论家能够维持的“唯一的”可持续姿态。这反映了历史条件的限制：当直接介入政治经济基础并进行大规模组织和动员变得困难时，理论家的工作更多地转向对文化、观念、符号系统等上层建筑的分析和批判，即争夺“真文化阵地”，构建“意识形态霸权”。这种姿态虽然可以在学术或文化领域产生影响，但与早期4.1.1或4.1.2那种直接通过“搞现实”或组织行动来推动社会变革的理论家模式存在显著差异。
3. 理论家与学者的区分
框架的核心前提是区分“理论家”与一般的“学者”。学者可能拥有深厚的知识，但其工作不一定与特定的思想派系或现实改造的目标紧密相连。理论家则是派系内部具有明确分工的角色，其理论活动直接受到派系思想的指导，并旨在服务于派系的活动和目标。顶尖的理论家甚至能够影响派系的走向，而派系的领袖也必然需要具备高水平的理论能力（接近4.1.1和4.1.2类型，并不断学习进步）。这种区分强调了理论家的社会嵌入性、派系忠诚以及与实践的潜在关联（尽管这种关联在不同类型和历史时期表现不同）。
4. 当前语境下的理论家境遇
文本对当前时代的理论家状况表达了一种审慎甚至悲观的评估。尽管存在着回归基础研究（如资本主义发生学、异化理论、《资本论》等，即回归4.1.1的理论基础）并在有限圈子内交流（“武裳间交流”）的愿望，但文本认为，早期那种理论与实践深度融合模式中至关重要的“行动/现实”要素（被描述为“3加1的那个1”）在当前时代“搞不定了”。
因此，对于大多数理论家而言，在当前“整体上退潮”的宏大背景下，能够维持的理论家姿态主要是4.1.4类型：从事外围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批判，通过学术研究、评论等方式发挥影响。只有极少数处于较高社会位置的人，或许有可能尝试某种接近4.1.3.3的、更具整合性和建制化潜力的理论工作，但这不是普遍可行的道路。
结论
本文基于一个特定的口述框架，对批判理论传统中的理论家角色进行了分类与分析。该框架将理论家区分为不同类型，这些类型在批判重点、与现实的关联程度以及历史表现上有所差异。从早期由现实驱动的政治经济批判者（4.1.1），到强调理论与行动融合的实践型理论家（4.1.2及其顶点4.1.2.4），再到旨在体系建构但也可能陷入脱离现实的学究型（4.1.3），以及在历史退潮期中专注于意识形态和系统批判的学院派（4.1.4），理论家的姿态是一个动态演变的过程。
这种分类不仅有助于理解不同历史时期理论活动的特点，也突显了理论家与一般学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其与特定思想派系的联系以及对介入现实的潜在追求。然而，历史语境的变迁，特别是大规模社会实践运动的“退潮”，深刻地影响了理论家姿态的可能形式。在当前时代，直接推动变革的实践型理论家模式面临严峻挑战，而偏重于文化和意识形态分析的4.1.4类型成为许多理论家事实上的主要活动空间。这引发了对理论家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发挥其批判作用并探索新的实践可能性的深刻反思。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细化这些分类，结合具体的历史人物和文本进行验证，并探讨在数字时代和全球化背景下，理论家姿态是否会呈现出新的变体。
注： 文中出现的诸如“4.1”、“三连批判”、“力比多经济学”、“形态学的变化”、“内外评论”、“影子化”、“拍评”、“形而上学化的”、“建制化”、“退潮期”、“depoliticization”等术语，以及提及的人物（卢卡奇、阿尔都塞、列宁、葛兰西）和概念（政治经济批判、意识形态批判、资本主义发生学、异化、价值规律、主要矛盾/次要矛盾），均是根据原始文本内容及其所属的理论传统进行阐释和规范化。部分模糊或难以确定含义的词汇（如“普希”、“Faust统”、“一OLED螺盒自主义”、“2伯特”、“SP地”、“柳朗格”、“不耳翘要缓”、“中庭化习”、“虚假的二字图”、“3加1的那个1”）已根据上下文语境进行了尝试性理解或保留其原始表述并加说明，但这可能影响其精确性。此框架是基于特定口述材料构建的，其系统性和普遍性可能需要进一步的学术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