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义主义】资本主义史研究（4-1-1）——作为理论性实践发端的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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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正题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一种基于实践与当下现实的历史探究模式
摘要
本文旨在阐述一种特定类型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范式，即文本中称之为“作为正题的马克思主义”的第一环节（4-1-1）所代表的实践。有别于庸俗的实证史学或学院派的知识生产，这种史学研究被界定为一种实践活动，其核心在于将当下现实理解为前历史（pre-history）的最新阶段。文章将分析其独特的方法论——“想象性的时间”与辩证的历史主义，并探讨其研究对象（尤其是资本主义的发生学与形态学）、研究者共同体的特质（史料共同体、自我维系、与现实关联）、本体论与认识论基础（历史作为与个体生存史交织的切点，社会关系的发生学作为首要认识对象），以及这种实践所面临的挑战与独特性（孤独、贫困、不被建制收编）。通过与庸俗史学、韦伯式历史学以及其他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的对比，本文勾勒出这一史学实践作为一种历史性反思、认识与批判的独特地位。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实践；资本主义史；历史唯物主义；史料共同体；发生学；认识论
引言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广阔谱系中，史学研究占据着核心地位。然而，对历史的探究并非单一同质的活动。正如转录文本所揭示的，存在着不同类型和阶段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活动。本文将聚焦于其中一种特定模式，即文本中提及的“作为正题的马克思主义”（positiv或affirmative M-ism）的第一环节（在此沿用文本的编号标记为4-1-1）。这种模式被强调为一种史学研究（historical inquiry），但更重要的是，它被界定为一种独特的实践。本文将基于转录文本的阐述，对这一史学研究模式的特性、方法论、主体、对象及其社会地位进行深入分析。
一、 史学研究作为一种实践：当下现实与前历史
有别于将历史研究视为纯粹的学院派知识活动或客观记录，转录文本开宗明义地指出，这种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首先是一种“实践”。这种实践性体现在其对“历史”的独特理解，尤其是对“当下历史”的把握。
首先，这种实践将当下现实视为历史的一部分，甚至是“前历史的最新一目”。这一概念植根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历史阶段的区分：在人类真正进入自由自觉、有尊严的存在（即共产主义社会）之前，所有历史都被视为“史前史”（pre-history），是人类尚未完全掌握自身命运，而是受制于异化力量（如资本主义系统）的阶段。因此，对当下现实的探究，就是对史前史最新阶段的探究。这种史学实践的目的并非仅仅了解过去，更是为了理解和参与改变这个尚未摆脱异化、尚未进入真正历史的当下。
其次，这种实践的出发点和归宿都与现实紧密相连。它不是从孤立的过去事实出发，而是从当下现实的结构、符号学秩序和“试语”（idiom/discourse）中寻找线索，以此来理解和重构历史。历史的理解和把握，最终都是通过对一个“历史性的现实”的理解来实现的。这里的“历史性现实”并非指与过去隔离开的当下，而是充满了尚未解决的历史矛盾、创伤和痕迹的现实本身。当下与过去并非对立，而是“纠葛在一起”的活生生的现实对立。
因此，这种史学实践的实践性在于其批判性介入当下的姿态，它通过对历史的探究来反思、认识和批判当前主导性的社会关系及符号系统。
二、 “想象性的时间”与辩证的历史主义
文本强调，这种史学研究不同于一般的实证研究，尤其是布尔乔亚式的实证研究。其独特的方法论可以概括为对“想象性的时间”（imaginative time）的把握。
这种“想象性”并非虚构或脱离事实，而是指一种能动性的、从当下出发回溯和重构历史的能力。它借助当下现实的结构和试语来“领会历史”，通过搜寻历史的“痕迹”来“重构出来”。这种重构是“冒险性的”，因为它不是简单地接受既有的历史叙事（“庸俗史学”），而是要从这些叙事中辨别出与当下现实结构的一致与不一致之处，并以此为基础进行批判性的再建构。
这种方法论是“历史主义的”，但并非传统的、简单还原为事实积累的历史主义。它是“辩证的”历史主义。文本特意区分了“作为正题的”（positiv/affirmative）与“实证的”（positivist/empirical）。这种史学并非实证主义，因为它认识到历史的复杂性、矛盾性以及超越纯粹经验观察的深层结构。它运用辩证法来理解历史进程，认识到历史本身是一个充满矛盾和运动的过程。
转录文本还将这种史学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活动的其他阶段或类型进行了对比：
- 4-1-2（作为反题的马克思主义）：这是一种侧重于理论教育和建制化的形态（例如ML传统下的教科书式理论），具有较强的战斗性和批判性姿态（攻击实证主义、经验主义、自然主义），但最终可能走向教科书化和正统化。
- 4-1-3（作为合题的马克思主义）：文本提到这可能代表了一种受黑格尔影响、追求总体性但可能重回观念论传统的形态（例如某些1917年后的德语马克思主义）。
- 4-1-4（现实主义/实证主义退化）：文本认为这是理论退化到实在论、经验论、实证主义的阶段，提及阿尔都塞、巴迪欧、齐泽克等人，暗示这可能是一种后期偏离了核心实践精神的理论形态。
相比之下，4-1-1作为“作为正题的”史学研究，其核心在于持续的、批判性的历史探究本身，而非固化的理论体系、战斗姿态或观念论回归，更非退化为实证主义。它是一种不断进行历史重构的活动。
三、 研究对象：资本主义的发生学与形态学
这种史学研究的核心对象是对当下主导性秩序——资本主义（Capitalism）——进行历史性的考察。这种考察尤其侧重于：
- 发生学（Genesis）：资本主义是如何产生的？其起源机制是什么？
- 形态学（Morphology/Evolution）：资本主义的形态如何演变？其结构如何形成和变化？
文本提到韦伯对资本主义发生学（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研究可作为一个参照或对比点。韦伯的研究从当下现实出发，寻找偶然的结构、试语和线索，这与本文描述的从当下把握历史的方法有相似之处，但也存在根本区别（例如对历史必然性的理解）。
通过对资本主义发生学和形态学的历史研究，这种实践试图揭示其内在的逻辑、矛盾及其维持自身的方式。这种研究不是为了纯粹的学术兴趣，而是为了理解支配当下现实的力量，从而为改变现实提供基础。
四、 研究者共同体：史料共同体与自我维系
从事这种史学实践的研究者并非孤立的个体，他们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理论家共同体”，更准确地说是“史料共同体”（The Community of Historical Matter/Material）。
这个共同体围绕着“史料”或“历史的物质”展开活动。共同体的成员需要进行艰苦的“劳作”（laborious grappling），去挖掘和辨别史料，区分哪些是真正的历史物质、哪些是矛盾、哪些是痕迹、哪些是错误的观念。
更为关键的是，这个共同体必须将历史本身与当下现实“关联起来”。他们研究历史材料的目的不仅仅在于了解过去，更是为了通过历史的视角去把握“历史和现实当中的现实”，即那个“硬的物质那一面”。这意味着当下社会现状、社会现实本身也被视为史料，是物质史维持自身、主导性秩序不断再生产自身的环节。
转录文本特别强调，这个史料共同体必须“自己养活自己”。他们不能是“被豢养的历史学家”，不能依赖于布尔乔亚学院体系、知识生产体系或教育权力体系的资助和认可。这种体制往往会拒绝和排斥这种对现行主导秩序进行历史性反思和批判的知识分子。因此，从事这种实践的人往往是“孤独的”、“贫穷的”，甚至可能“早亡”，因为他们必须孤军奋战去收集史料，维系共同体（通过书信、交流、实地考察），而没有建制性的支持。
这种不被既得利益者豢养的特点，被视为衡量这种史学实践是否真正具有批判性和行动性的“死硬标准”。如果一个声称进行此类发生学或形态学研究的活动被体制收编和支持，那反而证明它可能并未真正挑战或正在维护主导性的资本主义秩序。
五、 本体论与认识论基础
这种史学实践建立在特定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基础上。
在本体论上，历史被视为一个“切点”（singular/tangent point）。这一概念强调历史并非遥远、与主体无关的存在，而是与研究者个体自身的生存史（personal life history）“统一”且“连续”的。从研究者“开窍”的那一刻起，他的个人生存史就与整个历史形成了一个切点。他所能把握的全部现实，都通过这个切点显现。
在认识论上，首要的认识对象（文本中称之为“这个一”）是“社会关系的发生学”，更具体地说是“资本主义的发生学”。这种认识论明确意识到，历史的自我维系和再生产依赖于资本主义关系的不断再生产，尤其是在个人体验层面。
文本通过“滚动的球”的比喻形象地阐述了这种本体论-认识论结构：滚动的球代表历史，而球与地面接触的“切点”就是理论家个体的生存史。研究者无法看到整个球的结构，他只能通过这个切点看到地面的“凹痕纹路”和局部的线索，以及有限的史料。他必须通过这种有限的视角，去探索和推测整个历史球体的结构、重心和运动方式。这种从局部切点推知整体结构的活动，正是史学实践所需进行的“劳作”。
六、 理论、行动与实践的辩证关系
这种史学实践还蕴含着对理论与行动辩证关系的深刻理解。文本指出，真正的差异不在于当下与过去的对立，而在于“行动与理论的差异”。行动是“绝对的”，它在历史瞬间产生不可撤回的后果；而理论是“相对的”，它可以“徘徊”、“犹豫”、“想象”。
然而，这种史学实践并非纯粹的理论活动，而是“想象性的实践”，是“理论当中的非理论性的东西”，是“超越理论的一种实践”。这种实践不是对主体自身行动的想象，而更多地是对“历史本身的行动”的想象——即历史以超出理论和认识论的方式发生改变的可能性。
这种想象性的劳作是一种历史性的反思、认识和批判实践，它作用于当下主导性的社会关系和符号系统。通过认识当下现实中历史矛盾的延续、创伤的暴露和痕迹的显露，研究者意识到历史与当下并非隔绝，而是“纠葛在一起”的，并且这种纠葛体现为“活生生的现实对立”。这种认识避免了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而是指向了一种基于对现实历史性理解的实践。
结论
综上所述，转录文本所描述的“作为正题的马克思主义”的第一环节——史学研究（4-1-1）——是一种高度独特且要求严苛的理论实践模式。它将历史探究根植于对当下现实的批判性介入，将当下视为前历史的关键环节。其方法论是基于“想象性时间”和辩证的历史主义，从当下结构出发重构资本主义的发生学与形态学。这种实践由一个自我维系、围绕史料和现实物质性展开的“史料共同体”承担，其成员必须进行艰苦的辨别和关联工作。其本体论基础在于历史与研究者个体生存史的切点式统一，认识论核心在于对社会关系发生学的把握。最为重要的是，这种实践的孤独、贫困和不被建制收编的特性，恰恰构成了其独立性和批判性的证明。这种史学研究并非为知识而知识，而是作为一种历史性的反思与批判活动，旨在揭示和挑战支配当下的力量，尽管行动是绝对的，但这种理论实践是理解历史“自身行动”和探寻变革可能性的必要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