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义主义】灌输（4-1-2）——凶险的创业阶段理论家必不可少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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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输论：历史进程中的理论家实践姿态探讨
摘要
本文基于对特定理论框架（代号4-2）下“灌输论”的分析，旨在阐述其核心概念、理论家立场、实践逻辑及其本体论与认识论基础。文章认为，灌输论是特定历史情境下，理论家群体基于对社会现实和大众自发性的批判性认识，所采取的一种主动介入历史进程的理论实践策略。它强调通过系统性的理论传播，克服大众在掌握复杂理论和形成自觉意识方面的固有障碍，进而塑造具备行动能力和坚定信念的社会力量。本文深入探讨了灌输作为一种非对称性、有目标的社会干预方式，并分析了其区别于传统教育和宣传的特质，以及在本体论上强调“重新客体化”的必要性。
关键词： 灌输论；理论家；实践；自发性批判；重新客体化；知识体系冲突
1. 引言：灌输论的理论谱系与核心概念
本文所探讨的“灌输论”，是特定理论模型（可以指代为“四-二”阶段或模型）中的核心组成部分。这一理论体系以历史上的E-L-K-K-M-E（此指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家，如恩格斯、列宁、考茨基等）等人物为代表，其显著特征在于强调理论家作为行动主体，通过“灌输”（Installation）这一实践活动，将先进理论传播给无产阶级大众。
灌输论的提出，植根于其代表人物的特定阶级出身和社会经历。他们多数源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阶层，但通过对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如现代科学、经济学、哲学等）的深入研究，洞察到其内在矛盾和不合理性，并预见到基于这些体系运行的社会结构的必然失败和悲剧性走向。这种理论上的自觉促使他们“彻底背叛了布尔乔亚”（bourgeoisie），转而寻求根本性的社会变革。
灌输论并非抽象的理论建构，而是直接指向实践的行动指南。它被视为在特定历史阶段具有正当性（“合法的”）的干预方式，旨在将理论家的目标转化为现实的社会力量。
2. 对自发性的批判：理论阈限与实践困境
灌输论得以成立的关键前提在于对大众“自发性”的彻底不信任。理论家认为，在缺乏系统引导的情况下，无产阶级大众自身在理论意识的形成和道路选择上存在显著局限性。
首先，现代社会高度分化的知识体系（包括科学、经济学、哲学、政治学等）对普通个体而言构成了“超级大门槛”。大众普遍缺乏接受系统性、辩证性教育的机会和时间，难以自行掌握这些复杂的理论，更无法独立识别其中存在的矛盾和陷阱。寄希望于大众通过自发学习掌握理论，其成功的概率被认为微乎其微（文中非规范性地表述为极低的百分比，如99.99%会陷入误区或被误导）。
其次，缺乏理论武装的自发实践，其目标和手段往往受限于眼前的物质利益和狭隘的经济诉求（如工团主义 - TU主义）。这种局限于“分钱”、“捞好处”的自发行动，无法超越现有体系的框架，难以实现深远的社会变革，甚至可能被现有体系所利用或收买，最终沦为维护现状的工具，付出巨大的“血一般的代价”。
因此，理论家认为，历史的推动固然存在，但这种推动对大众而言无法直接转化为自觉的理论意识。需要理论家的主动介入，通过灌输，弥合理论与大众之间的巨大鸿沟。
3. 灌输的逻辑与目的：目标导向的理论传播
灌输的核心目的在于实现理论家的目标，即推动社会向既定的方向发展，避免预见的悲剧发生。鉴于大众在掌握理论上的“先天不足”和遭受“后天压迫”的现实，灌输成为使其获得理论能力、具备行动自觉的唯一有效途径。
灌输并非一概而论，它根据内容和对象的不同，可以采取不同层次和形式。它可以是简明扼要、直指行动的“经济版本”，也可以是更为严谨深入的版本，甚至是通过“短平快”的方式传递核心要点。其关键在于确保受灌输者在接受理论和特定意识形态后，其思想和行动能够与整体运动的方向保持一致。成功的灌输能够将个体从理论上的蒙昧或混乱状态，转化为具备坚定信念、能够有效行动的“铁杆”追随者，甚至成为运动中的骨干力量。
值得强调的是，灌输论明确区分了理论灌输与欺骗性宣传。灌输旨在传递理论家认为正确的理论版本，尽管承认接受者理解存在“落差”，但信息本身必须基于理论家的真实判断。理论家可能运用情绪化手段以增强理论的接受度和影响力，但这不等于在事实或理论内容上进行欺骗。理论的“信仰化”是为了增强凝聚力和行动力，但这种信仰必须是“有用”（It has to work）、能指导实践的。
4. 实践单元与理论家姿态：非对称的“先生”角色
在灌输论的实践层面（对应理论框架中的“实践单元”），理论家扮演着“先生”（Xiānshěn 或 Xiānshēng）的角色。这种“先生”与受众（“学生”）之间的关系，明确地具有“不平等”的身份特征，区别于传统的平等互助或标准教育学关系。
“先生”是大众（或称“穷人的幕僚”、“谋主”）的引领者，甚至是实际的领导者，他们深入到具体的实践场景中。这种关系更侧重于一种基于理论先见和实践经验的引导和传承，包含尊敬，但不以受众的自发自觉为前提。理论家可以根据需要发出指令或提供策略性建议，而受众的忠诚和追随（形成“铁杆”群体）是衡量灌输效果和保障理论家能够持续发挥作用的关键。
这种关系的不对称性，使得灌输过程在某种意义上带有强制性和权力色彩，理论家的手因此“就脏了”。然而，这种“脏手”被认为是实现宏大目标的必要代价，理论家需要在实践的复杂性和非完美性中权衡利弊，只要能达成灌输效果，即为关键。
5. 本体论基础：重新客体化与理论家的欲望
灌输论在本体论上的核心姿态是“重新客体化”（real objectify）。理论家认为，面对尚未形成自觉主体意识的个体或群体，不能一开始就将其视为完全自觉的主体。必须首先将其视为需要通过理论干预和塑造的“对象”（客体），对其进行“重新客体化”处理。
这一策略并非否定个体的潜在主体性，而是认为在特定历史阶段，只有通过这种“对象化”的灌输，才能有效介入并引导其主体意识的发生过程，使其朝着符合理论家目标的方发展。这被视为避免自发主体发展可能导致的偏离甚至悲剧（如“411”的失败）的必要手段。
这种本体论姿态，源于理论家对现实世界本质的认识：现实实体自身的“自我中介”是无目的的，它并非围绕理论家或任何个体意志而运转。理论家具备一种“真理的欲望”（或称“理论的欲望”，甚至被非规范性地比作“黑格尔主义”的某些方面），这是一种渴望通过具有“超前性”的理论，去干预、去“打断”现实无目的循环、阻止悲剧发生的强烈意志。理论家通过将自身“客体化”（服从于理论和历史任务的要求），并将理论在新的实践中“重新客体化”，从而使理论获得生命力，并以此介入被灌输者的主体意识形成过程，代为或加速他们的“中介”过程，引导他们避免成为历史的牺牲品。
6. 认识论冲突：两大体系的斗争
在认识论层面，灌输论建立在S-主义（社会主义或特定理论体系）与C-主义（资本主义）两大知识体系根本上“水火不相容”的判断之上。理论家认为，这两大体系代表着对人类普遍知识体系的不同解释和导向。
如前所述，如果放任大众自发学习，他们更容易被导向C-主义的意识形态，而这种意识形态服务于资本，最终会将大众导向被剥削和毁灭的命运。因此，灌输成为将大众从C-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中解脱出来，使其接受S-主义知识体系的必要手段。
尽管S-主义知识体系最初可能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孕育，但一旦形成，它就代表着对原有体系的彻底批判和“绝对背叛”。理论家通过“自我灌输”（即通过深入批判原有体系实现自身的思想转变）掌握了这一新体系，并通过灌输，试图使其成为大众的思想基础。他们对那些脱离现实、不忠诚于理论的对立面学者表示批判，认为他们未能真正理解并作用于现实，无法提供正确的理论指导。
7. 结论：创业阶段的关键策略
总而言之，灌输论被视为在“凶险的创业阶段”或特定危机时期，理论家所采取的一种极其重要且有效的理论实践姿态。它是一种理论家的行动，旨在应对大众自发性的局限、加速主体意识的形成、打破现实的悲剧循环，并通过构建忠诚的行动力量来推动历史进程。
灌输论强调效率、目标导向和理论的实践效用，区别于缓慢的、寄希望于自发自觉的传统教育模式。它在本体论上要求对受众进行“重新客体化”，以此作为其最终实现主体化的必要前置步骤。尽管这一过程带有非对称性和潜在的伦理复杂性，但理论家认为，在攸关体系生存和避免更大历史悲剧的紧迫情势下，这是不可或缺的策略。
需要指出的是，根据原文末尾的表述，灌输论本身可能并非最终的理想状态或目标（“他还不是L-J本身”），而是通往更宏大目标的过渡阶段或关键手段。然而，在其适用的历史阶段，灌输被认为是理论家必须掌握并运用，甚至是“最重要的”实践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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